正確的政治方向是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的靈魂

【內容摘要】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要以政治建設為統領，有明確的問題指向，其首要任務是保証全黨服從中央，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黨的政治建設首要任務包含具有遞進關系的兩個要求，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對於達到黨的政治建設首要任務的要求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明確的政治方向，與馬克思提出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出發點高度契合，並在實踐中被証明是正確的方向。始終把握這一方向，是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最根本的政治基礎。

【關鍵詞】黨的政治建設 政治方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課題“黨的政治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新時代戰略研究”（2018XAA051）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黃偉力，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黨建研究會第六屆理事會特邀研究員。

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頁。]，有其明確的問題指向和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對此十九大報告有明確闡述：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是“保証全黨服從中央，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頁。]。如何深入理解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如何達到首要任務包含的要求，從而解決提出這一任務所指向的問題，是研究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的重要課題。本文主要從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與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的關系這一角度，討論其中的若干問題。

一、政治方向正確對黨的政治建設至關重要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自身的政治建設，在不同歷史階段，根據面臨的具體問題和任務，政治建設的內涵、突出的重點有所不同。十九大報告提出黨的建設要以政治建設為統領，以“首要任務”的表述方式凸顯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所指向的重點。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包含具有遞進關系的兩方面要求：一是“保証全黨服從中央”，這是對全體黨員尤其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的基本政治要求，《中國共產黨章程》對此有明確規定﹔二是“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在前一要求基礎上提出的進一步要求，保証全黨服從中央必定需要確立和維護黨中央的權威，隻有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才能有效保証全黨服從中央。所以，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的突出重點，在於確立和維護黨中央權威，為此必須“尊崇黨章，嚴格執行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准則”，“完善和落實民主集中制的各項制度”[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62頁。]。十九大報告對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的要求，既是針對著黨內政治生活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本文第三部分論及），也是完成黨在新時代所肩負的實現民族復興、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重大歷史使命的客觀要求。

從黨的政治建設首要任務包含的兩方面要求看，確立和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至關重要，是帶有根本性的前提條件和政治基礎。政治方向是指一個政黨所認定的奮斗目標，通常包含長遠目標和在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近期目標兩個層次。政治方向體現一個政黨的階級基礎、立黨宗旨及理想信念，也可以說是它的政治標識。《共產黨宣言》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的綱領性文獻，其最重要的歷史貢獻，在於指明了共產黨的政治方向，明確了這一新型政黨與別的階級政黨的本質區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闡釋了共產黨的階級屬性，指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頁。]﹔所以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就是使工人擺脫資本的剝削和壓迫，實現工人階級的解放，進而解放全人類。為此，必須變革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由社會佔有生產資料的生產關系，以消除人剝削人、人被壓迫人的經濟根源。這樣的社會他們稱之為共產主義，或“自由人的聯合體”。馬克思恩格斯指明的這一奮斗目標，以后成為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共同政治綱領。

達到“保証全黨服從中央”的要求取決於一系列因素，而黨員對黨的政治方向的認同是最重要的思想基礎。人們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組建政黨，是基於他們有相同的奮斗目標或理想信念﹔某人之所以選擇加入某一政黨，是因為他認同該政黨的奮斗目標或理想信念。沒有共同的奮斗目標或理想信念，就不可能組成一個堅強有力的政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黨員對黨的政治方向的認同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問題。從黨員個人方面看，存在著入黨動機復雜性問題，存在著入黨之后思想變化的可能性﹔從政黨方面看，政治方向有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之分，長遠目標高遠且穩定，而近期目標則會由於黨在特定歷史階段的任務不同而發生變化。因此，如何使黨員始終保持對黨的長遠目標的認同和忠誠，如何使黨員認知並認同黨的近期目標，這便成為政黨建設中的一個大問題。更進一步的問題在於，黨的近期目標是適應一定歷史階段的具體情況和任務而確定的，那麼，近期目標的設定是否合理、正確？它與長遠目標是否相契合？對此就可能出現認識上的差異和歧見，需要實踐驗証或理論分析。以此觀之，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並使黨員對黨的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形成共識，對於保証全黨服從中央具有非常現實和重要的意義。

“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同樣有賴於確立和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政黨領導集團的權威最主要的乃源於黨所領導的事業的發展狀況。一個政黨的事業蒸蒸日上、成效顯著，這個黨就有力量，黨的領導集團就有權威﹔反之，則黨的領導集團的權威就會受到質疑或削弱。而一個政黨的事業發展與它認定什麼樣的政治方向息息相關。政治方向通常表現為一種社會理想。而理想之所以是理想，乃是因為它在現實中尚未實現，高遠的理想往往與當下的現實存在很大的距離。所以，一個政黨確立長遠奮斗目標后，還需根據所處歷史時代的實際情況，制訂階段性的近期目標，形成具體的行動策略或方案，通過持續不斷的社會變革，一步一步趨近長遠目標。一個政黨向自己認定目標的趨近過程，總是伴隨著一系列社會變革，這就是它的事業，也是它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和使命。黨的事業總是在它認定的政治方向的引領下展開的，一旦政治方向錯了，比如與社會發展規律及趨勢背道而馳，或者與人民的願望和利益背道而馳，這個政黨的事業就不可能成功，它存在的根基也會發生動搖，又何談其領導集團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隻有幾十名黨員。經過並不長的二十八年時間，就成為一個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掌握政權的執政黨，黨的領袖毛澤東被稱頌為“人民的大救星”，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在進行民主革命過程中探索確立了正確的政治方向。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指出：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68頁。]。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以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

中共二大對一大通過的綱領做了重要的補充和完善。一方面，中共二大堅持一大以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目標的政治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二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指出：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另一方面，基於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和國際國內形勢的分析，二大宣言又提出了黨在民主革命中的政治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79頁。]。這就是說,中共二大在堅持黨的長遠目標的前提下,明確了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近期目標，在黨的政治方向的認識上達到了新的高度，對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歷史課題作了初步回應。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對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奮斗目標，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作了更加完整、深入的闡釋。這個完整的綱領一端連著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發展要求，一端連著未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長遠目標，對於中國共產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繼而開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的歷史征程，發揮了很直接的指導作用。

進入新時代，黨的建設所面臨的實際情況，黨所承擔的重大歷史使命，將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再一次凸顯了出來。認准並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是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戰略問題。隻有認准並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才能達到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黨的政治建設首要任務所包含的要求。

二、始終把握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

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建立起來的黨，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這是在建黨之初就明確的。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構想，明確了黨在這一歷史階段的奮斗目標。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因此黨將“始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17頁。]。這就是說，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有著非常明確的政治方向，對自己的長遠目標以及在當前發展階段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以什麼為奮斗目標，有清晰而堅定的結論。

何以衡量政治方向的正確與否？共產黨人有自己的理論依據。當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和最高理想，建立於兩個基本觀點：第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能容納它所創造的巨大生產力，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制已成為社會化生產發展的桎梏﹔要解決這一矛盾，就必須順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變革生產關系，由社會而不是個人佔有生產資料，而這樣的變革便意味著資本主義的滅亡，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即共產主義的誕生。第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制不僅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桎梏，也是工人階級受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的根源。要使工人階級擺脫資本的剝削和壓迫，也必須變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建立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制。這就是說，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建立共產主義的主張，首先是基於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內在規律，為適應社會化生產發展的需求，同時也是從工人階級的解放，推而廣之從勞動大眾的根本利益出發的。這兩點集中體現了馬克思恩格斯思考問題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具有超越時空的當代性意義，是共產黨人判斷問題的基本准則。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合乎馬克思恩格斯思考問題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並且已被實踐証明是正確的政治方向。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義是更有效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基於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深入思考。他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頁。]鄧小平認為，隻有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而不是本本上的條條框框或別國的既有模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才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因而我們要搞的社會主義應該是有中國特色的。鄧小平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衷與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紀提出建立共產主義的出發點完全一致，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沒有動搖或放棄共產主義理想，相反，依然堅守著這一理想。鄧小平曾說：“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過去鬧革命，就是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崇高理想而奮斗。現在我們搞經濟改革，仍然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頁。]。習近平總書記同樣多次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2頁。]他要求：“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要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踐行者。我們既要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懷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3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想是相通的，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及進步的總趨勢。

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終貫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圍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人民共同富裕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個軸心而展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一是著眼於發展生產力，二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因而鄧小平反復強調，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作出重大決斷的衡量標准。他考慮得最多的，是如何通過發展生產力盡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后，中國共產黨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也都體現了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滿足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需求構建和諧社會的人民立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與外國朋友交流時所說的那樣：“中國執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實現這個既定目標。”[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0~31頁。]十九大報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頁。]﹔總任務要達到的目標，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29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人民的福祉，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產主義理想所基於的階級立場高度契合。

再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取得巨大成效，已經與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復興不可分離地連接在一起。“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2頁]，而不是任何人的主觀意志能左右的。近代中國面臨深重的民族危機，各方志士仁人進行過不同方式的嘗試，最終都未能改變國家的面貌。唯有中國共產黨通過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進而在改革開放中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使國家完成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跨越，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飛躍。改革開放四十年發生的深刻變化、取得的社會進步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適合中國國情及社會發展內在邏輯的正確道路，到本世紀中葉要實現民族復興、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也要沿著這條道路前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歷史的選擇，它維系著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復興、人民的幸福，不容有任何動搖和偏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維系著國家的命運，亦維系著中國共產黨的命運。鄧小平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想之初，中國結束十年動亂不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致使有人對社會主義、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提出質疑。中國共產黨以自我糾偏、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事業的政治決斷來回應這股思潮，重塑黨的政治形象，贏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擁護，黨的領導地位得以不斷鞏固。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長期執政的共產黨紛紛失去政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此時，中國改革開放已走過十余個年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探索實踐中取得初步成效，使中國共產黨能夠經受住蘇東劇變帶來的嚴重沖擊，守住社會主義陣地，立於不敗之地。總之，中國共產黨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成就了新歷史發展階段的中國共產黨。

在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確立了正確的政治方向，這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旗幟能夠在黨內形成最廣泛的共識，能夠為黨領導的實現民族復興、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事業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証，因此，認准並始終堅持這一方向，是達到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首要任務要求的最根本的政治基礎。

三、警覺對正確政治方向的挑戰和偏離

有人可能會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取得顯著成效，得到廣泛認同，並寫進了黨章，載入了憲法，堅持這一政治方向還需要討論、還有什麼疑問嗎？這種想法恐怕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問題的另一面。十九大報告在談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時指出，要保持政治定力，“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17。]。這一警示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的放矢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然伴隨著一系列深刻的社會變革，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等諸多領域，抱有不同利益訴求、政治立場和思想觀念的人，會有不同的態度、提出不同的主張。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問題上，曾經存在並且還會存在各種紛爭和挑戰。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在政治方向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不是沒有遭遇過挑戰。針對改革開放提出的歷史性課題，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進一步明確黨在改革開放及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方向。但這一基本路線遇到了來自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僵化的教條主義兩方面的挑戰。前者認為應該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治制度來改造中國，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否定社會主義道路，質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后者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成不變的教條，固守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無視時代進步出現的新現象、提出的新問題，認為改革開放的方向錯了，是姓“資”而不是姓“社”，要求回到傳統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這兩種思潮的出發點不同，具體觀點有別，但都是對中國共產黨確定的基本路線的直接挑戰，或者引發嚴重政治分風波，使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遭受重大挫折﹔或者導致思想混亂，延緩、阻滯了改革開放的前行步伐。這是二、三十年前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真實故事，歷史不應該被忘記！

進入新時代，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問題上依然會有挑戰和風險，而且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這種風險首先來自黨內。十九大報告之所以提出要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正是針對黨內政治生活中出現的諸多必須正視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把這些問題概括為“七個有之”：任人唯親、排斥異己有之﹔團團伙伙、拉幫結派有之﹔匿名誣告、制造謠言有之﹔收買人心、拉動選票有之﹔封官許願、彈冠相慶有之﹔自行其是、陽奉陰違有之﹔尾大不掉、妄議中央有之[ 《習近平關於嚴明黨的紀律和規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22頁。]。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七個有之”大都發生在黨員干部乃至少數黨的高層領導身上，這種政治生態如不加以改變，將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生干擾，甚至是嚴重干擾。即使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決斷是明確而堅定的，也可能在局部地區或某些部門出現偏離這一方向的情況，從而影響黨的事業的發展，削弱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同時，以上提及的質疑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思潮和力量並沒有退出歷史舞台，只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表達方式、針對的具體問題有所變化。目前，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上，都存在不同的觀點和主張。比如，在經濟領域，對如何看待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的基本經濟制度、如何看待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等問題﹔在政治領域，對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發展歷史、如何看待西方國家實行的多黨制等問題﹔在思想文化領域，對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如何看待西方國家所推崇的“普世價值”等問題，各種觀點紛繁多樣。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論，有學術層面的，也有政治層面的。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總體平穩、順利的情況下，爭論會表現得較為緩和、小眾﹔而當國家發展遭遇挫折、困難的時候，就可能趨於激烈，甚至形成某種沖擊波，上升到對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堅持什麼樣的政治方向這類戰略問題的判斷。

此外，還有來自國外的影響。冷戰結束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勢地位得到進一步強化，有人提出“歷史終結論”，意思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矛盾斗爭的歷史就此終結，此后是資本主義獨步天下的時代。但僅僅過了二十多年，中國逆勢而上，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無論在社會制度、發展模式，還是在意識形態方面，都堅持了不同於西方國家的選擇，在西方國家眼裡，這是一個嚴重威脅。“中國威脅論”是他們真實心理和想法的反映。因此，遏制中國，或者設法使中國改弦易轍，融入到資本主義發展體系之中，最終化解這個威脅，成為今天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基本戰略思路。隻要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西方國家與中國之間遏制和反遏制、“西化”和“反西化”的博弈便不會停歇。這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面對的國際環境。

總之，雖然中國共產黨早已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但在方向問題上依然會有不同觀點的紛爭，依然會面臨多方挑戰。對此需要保持足夠的警覺和政治定力，防止在政治方向上犯戰略性錯誤，這應該也是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的題中之義。

參考文獻：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③趙樂際《全面理解和把握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人民日報》，2017年11月11日。

④劉雲山《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人民日報》，2017年11月6日。

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

( 編輯：王楠   送簽：張桃英   簽發：張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