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

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99年光輝而不平凡歷程，即將跨越百年，意義重大。黨成立至今最根本的成就，就是帶領人民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立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奪取全國政權，進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嶄新課題，照搬書本不行，照搬別國經驗也不行。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探索實踐，不斷改革創新，積累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根據地執政的寶貴經驗，經歷了新中國成立7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偉大實踐，形成和發展了由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等方面制度構成的一整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這是中國共產黨成功運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偉大制度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使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獲得重大發展的偉大制度成果。

那麼，中國共產黨創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哪些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呢？我們從黨提出並成功實踐的主要政治主張和制度安排上作一些觀察分析。

（一）提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整套政治主張，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思想

我們今天談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首先需要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從哪裡來的，需要了解中國共產黨怎樣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干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都是國家政權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提出：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而上升為統治階級。1871年3月建立的巴黎公社，就是在以工人為主體的巴黎人民起義革命風暴中奪取政權的首次嘗試，被馬克思點贊為“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新起點”。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也是通過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城市武裝起義奪取政權，開創了人類歷史新紀元。至於在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無產階級如何奪取政權、進而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還沒有提上議程。1920年7月，列寧在共產國際二大上明確要求應該從理論上說明“落后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然后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但當時共產國際沒有很好回答這一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以創造性的理論和實踐作出了科學回答。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的規律，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這個理論認為，由於中國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反動統治階級憑借武裝力量對人民實行獨裁恐怖統治，革命隻能以長期的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這種武裝斗爭，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佔中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無產階級有必要也能夠通過自己的先鋒隊用先進思想、組織性和紀律性來提高農民群眾的覺悟水平，建立農村根據地，長期進行革命戰爭，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最終取得全國的勝利。回顧歷史，正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指導成就了中國革命，成就了偉大的人民共和國，進而成就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共產黨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成功地解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動力問題，創造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無疑是馬克思主義歷史上和人類歷史上一個偉大的奇跡。

（二）提出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的思想

無產階級專政是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重要原則。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不能簡單地運用現成的國家機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人民民主專政，就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腐朽國家機器之后，創造性運用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建立起來的國家制度。

中國近代以來的全部歷史表明，對中國腐朽沒落的舊制度，改良修補之路根本行不通，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也根本行不通，必須徹底推翻剝削階級統治廣大人民的政治制度，實行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致力於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先后提出並在革命根據地創建“工農民主專政”“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等人民政權，最后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主張。毛澤東強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人民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體現在國家政權組織形式上，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制度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支持和保証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集中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點和優勢，是支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高度概括的：在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在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

（三）提出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同無產階級軍隊之間關系的思想

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革命的經驗教訓時曾深刻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無產階級直接指揮和領導軍隊，始於十月革命的俄國。當時，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不足3萬人的工人赤衛隊和革命士兵奪取政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70多年后，擁有近2000萬黨員和530萬軍隊的蘇聯共產黨卻亡黨亡國、喪失政權，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軍隊脫離了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是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響下成立和興起的。我們黨也創建了紅軍，但中國紅軍並沒有簡單照搬蘇聯紅軍的模式，而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形成了一系列延續至今的自身特點。最根本的特點，就是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的建軍根本原則，並且實行和堅持了諸如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黨支部建在連上、設立政治委員和政治工作機關等一系列重要制度，以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使軍隊完全地無條件地置於黨的領導之下。新中國成立后，設立了國家的軍事領導機構，將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上升為國家基本軍事制度，從根本上實現了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的有機統一。改革開放以后，黨和國家軍事領導制度進一步創新完善。特別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項根本制度，體現了執政必須執軍、強國必須強軍的必然要求。在人民軍隊的歷史上，為什麼從來沒有一支成建制的隊伍被敵人拉過去，也沒有任何人能利用軍隊來達到個人政治目的？因為這支軍隊從來是聽黨指揮的，黨指向哪裡就能打到哪裡。

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把馬克思主義建黨建軍學說同中國實際緊密結合，以黨的先進性賦予人民軍隊先進性，科學回答了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軍隊之間領導與被領導關系以及黨如何對軍隊實施獨立的、直接的、全面的領導問題，用豐富的理論內涵和成功的實踐成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是中國共產黨建軍治軍的偉大創造。

（四）提出建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這一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國特色政黨制度，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多黨合作和統一戰線的思想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產生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制度化於新中國成立之后、法制化於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成熟化於黨的十八大以來，是馬克思主義多黨合作和統一戰線思想在中國的成功運用和發展。

無產階級革命需要共產黨人與其他工人政黨和民主政黨結成同盟，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基本觀點。早在《共產黨宣言》裡就寫著：在德國，隻要資產階級採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專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等等。然而，把馬克思主義多黨合作和統一戰線思想具體運用於革命實踐卻並不容易。俄國二月革命中，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一度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組成了聯合政府，后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自己退出了政府，蘇聯最終形成了一黨制。

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真正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關於多黨合作和統一戰線的重要思想認為，無產階級領導的統一戰線需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參加，在特殊條件下還需要把一部分大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敵人﹔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時，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實行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這一思想還提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要實現自己對同盟者的領導，必須既要率領同盟者向著共同的敵人作堅決斗爭並取得勝利，也要對同盟者給予物質利益、至少不損害其利益，等等。在黨的多黨合作和統一戰線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同國民黨實現了兩次合作，並且同一些中間力量和民主黨派建立了統一戰線。新中國成立后，黨把這種統一戰線性質的政黨合作關系升格為具有國家基本制度性質的政黨合作制度，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國家基本政治制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把領導核心的一元性與領導結構的多元性有機統一起來，形成了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政治格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國家重大問題上進行民主協商、科學決策，在相互關系問題上堅持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方針，這既避免了多黨競爭、相互傾軋造成的政治動蕩，又避免了一黨執政缺乏監督導致的種種弊端，可以按照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意願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確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飽含政治智慧的偉大創造。

（五）提出在單一制國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

馬克思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根本立場是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視、民族壓迫和民族特權，實現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實際相結合，堅持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一獨特形式。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共同開拓了中國的遼闊疆域、共同書寫了悠久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孕育了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國多民族大一統格局，是我國五千年文明發展史遺留和傳承下來的寶貴政治財富，也是我國發展進步的巨大優勢。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繼承了我國多元一體歷史傳統，符合我國少數民族人口分布廣泛、交錯雜居的現實條件。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一個民族可以在多個聚居地區建立不同行政地位的區域自治地方，也可以單獨建立或與其他民族共同建立不同行政地位的區域自治地方。這樣的制度，既保証了國家團結統一，又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少數民族實行區域自治的權利，實現了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主。

當今世界，不同國家在處理民族關系、解決民族問題方面採取了不同制度。中國共產黨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解決民族問題，不照搬他國模式。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明確指出：“蘇聯的少數民族人口，佔全國人口的一半，他們實行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的辦法。我們這裡少數民族人口佔百分之六，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辦法。有些人想援引蘇聯的辦法，在中國成立加盟共和國或自治共和國，這是不對的。”改革開放后鄧小平也強調：“解決民族問題，中國採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國聯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我們認為這個制度好，適合中國的情況。”習近平總書記也明確指出：“民族區域自治是黨的民族政策的源頭，我們的民族政策都是由此而來、依此而存。”我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70多年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都取得顯著成就，與其他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不斷縮小，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不斷鞏固。實踐充分証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優越性的好制度。

（六）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對法律上層建筑具有決定性作用，決定了法治建設的國別性特征和階段性特征。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建設模式，更不能把法治建設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中國的法治建設必須植根於中國國情，與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和發展階段相適應。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在廢除舊法統的同時逐步確立並鞏固了我國的國體、政體、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各方面重要制度。改革開放以來，黨堅持把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作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提供了有力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日益健全、法治體系不斷完善，我國法治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最近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大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我們要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我們要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法治問題上的理論成果﹔我們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表現形式。”經過新中國7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前進方向，確立了2035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宏偉藍圖，確立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法治建設基本原則，確立了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設總方針，確立了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法治建設規劃布局，確立了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法治建設根本要求。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偉大歷史性成果，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

（七）提出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內監督和人民監督的思想

黨內監督是無產階級政黨加強自身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內在要求，馬克思、恩格斯對此高度重視並提出許多基本思想。列寧形成了一整套黨和國家監督的理論，如實行民主集中制，成立黨的專門監督機構——監察委員會，加強工農監督、以權利制約權力，加強法律監督、保障黨內監督等等。回顧歷史，無產階級政黨執政以后在加強和健全黨和國家監督制度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也有不少沉痛教訓。特別是如何有效地監督黨和國家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正確行使權力，仍然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

中國共產黨清醒認識到，在黨全面領導、長期執政條件下，黨要保証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就必須既要完善自我監督又要加強對國家機關的監督。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政治和全局高度推進監督制度改革，初步形成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總體框架。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構建黨統一指揮、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的戰略任務。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專門增寫監察委員會，確立了監察委員會作為國家機構的法律地位。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明確了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這一切，表明我們黨對長期執政條件下勇於進行自我革命、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制度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根據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第一位的任務是完善黨內監督體系，重點加強對高級干部、各級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以黨內監督為主導推動各類監督有機貫通、相互協調，增強監督合力。其二是完善權力配置和運行制約機制，堅持權責法定、權責透明、權責統一，嚴格執行一系列強化監督的規定，切實防止權力濫用。其三是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深化標本兼治，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斗爭。這些新的決策部署和思路舉措切實可行，是對馬克思主義黨內監督和人民監督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八）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國家治理模式，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實行和平共處的思想

列寧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希望同各國人民和平相處，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來進行國內建設，以便在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搞好生產、運輸和社會管理工作。”這一思想后來一直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處理同資本主義國家關系的指導方針，也是我國堅持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1954年，周恩來根據列寧和平共處思想結合二戰后國際關系新特點，同亞洲其他國家領導人一起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使之成為處理當今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

在解決香港回歸、海峽兩岸統一問題時，鄧小平對和平共處原則進行了大膽探索和運用。他指出：“根據中國自己的實踐，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和平共處的原則用之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問題，恐怕也是一個好辦法。”“一國兩制”這種全新的政治制度安排，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中找不到，在其他國家的實踐中也沒有過，既解決了兩個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實體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又有利於促進民族和國家的統一，是和平共處原則在處理國家統一問題上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香港回歸23年、澳門回歸21年的歷史充分表明，“一國兩制”是香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確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創舉。

“一國兩制”，“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結合起來，根據新的實踐和需要完善特別行政區的相關制度和機制。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並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這是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的具體體現，是依法治港、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具體體現，合情合理合法、勢在必行，必將為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提供有力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

（九）提出實行包括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和經濟體制“三位一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創造性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主要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配方式和資源配置方式等基本要素，是經濟制度體系中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的部分，對經濟制度屬性和經濟發展方式具有決定性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在探索建立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問題上，取得過重大成就，也經歷過曲折，形成過分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和后來越來越不適應生產力發展新要求的經濟體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深刻總結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經驗，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現了從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向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轉變，實現了從單一的按勞分配方式向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轉變，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地增強了社會活力。

在實踐探索和實踐檢驗的基礎上，黨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確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明確提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重要思想和政策導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出新概括，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所有這些，都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豐富發展，也都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為顯著的理論創新。

（十）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制度，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和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的思想

無產階級運動必須由馬克思主義政黨來領導，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教訓時特別指出：為了把工人階級團結起來進行革命斗爭，需要由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獨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並發揮黨在革命斗爭中的領導作用。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等著作中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核心問題是無產階級通過它的先鋒隊共產黨來掌握國家政權。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把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運用於國家政權建設，提出黨要領導國家，黨通過蘇維埃機關在蘇維埃憲法的范圍內貫徹自己的決定，充分發揮在國家生活中的領導權。十月革命的勝利、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衛國戰爭的勝利，根本上都是因為有蘇聯共產黨的領導。蘇聯后來發生劇變和解體，則是因為蘇聯共產黨放棄了對國家的領導，教訓十分慘痛。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關鍵在於能夠與時俱進地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當仁不讓地擔負起領導人民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重任，提出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正確政治綱領和政治主張，對革命根據地的工農蘇維埃政權、抗日根據地的“三三制”政權等實行堅強領導。新中國成立后，黨成為執政黨，黨的政治、思想、組織等領導融入國家制度，體現在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堅定不移地實行改革開放，同時毫不動搖地在改革開放中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不斷完善黨的領導體制機制，形成一整套堅持黨的領導的制度規范和工作機制，並轉化為國家治理的制度優勢，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彰顯出更加強大的生機活力。

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勝利的經驗時，把黨的領導作為一個最重要法寶。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也明確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可以說，世界上沒有哪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任何時候都始終高度重視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都能夠有力有效地實施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政黨思想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扎根中國大地、務實管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爭的成功實踐再次充分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生命力和顯著優越性。隨著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繼續波瀾壯闊地展開，這一制度必將進一步展示出強大生命力和顯著優越性，也必將以新的創新成果不斷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 編輯：皮博   送簽：皮博   簽發：馮愛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