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感悟習近平總書記的方志情懷——談領導干部如何讀志、用志、修志

習近平總書記具有濃厚的方志情懷，喜歡讀志、善於用志、重視修志，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我們讀志、用志、修志，指明了方向、樹立了典范。學習領悟習近平總書記的方志情懷，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論述，是全國地方志系統的首要政治任務，也是領導干部黨史學習教育的重要一環。領導干部要增強看齊意識，就要學習感悟習近平總書記的方志情懷，深入思考如何讀志、用志、修志。

一、系統把握習近平總書記的方志情懷的豐富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的方志情懷體現在讀志、用志、修志三個方面。早在河北正定、福建廈門、福建寧德、福建福州、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時，他就常常身邊不離“志”。

喜歡讀志

習近平同志擔任正定縣委書記期間，被正定豐富的古建筑群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所吸引，他熟讀縣志、史料，勘察古跡，細品文化，對正定的歷史和文化鑽研得很深很透。他對編寫《正定古今》的同志說：“我手頭有一整套《真定府志》，還有一套《正定縣志》，對正定的歷史，都有詳細記載。”

1985年6月，習近平同志赴任廈門市副市長時，通過同學向廈門市方志辦副主任洪卜仁借閱地方志，以了解廈門的歷史和民俗風情，並與其進行過深入交流。

1988年8月，習近平同志到寧德霞浦縣調研工業。晚上讓隨行的寧德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陳增光找一本福寧府志。陳增光問，“習書記啊，咱們一天到晚跑來跑去這麼辛苦，你還要熬夜看書，能吃得消嗎？”他說，“我們這樣看情況、聽匯報是不夠的，還要看歷史。一個縣的歷史最好的體現就是縣志，府志則更為全面，裡面既寫正面人物，也寫反面人物，我們一看就知道這個地方發生過什麼事，可以從中有所借鑒。”在霞浦，習近平同志講起他在《福寧府志》上看到的內容，講霞浦這裡有一片官井洋，是“因洋中有淡泉涌出而得名”。

1989年8月，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寧德地區地方志工作會議上指出：“我來這裡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縣志。要馬上了解一個地方的重要情況，就要了解它的歷史。了解歷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這是我的一個習慣。”

1990年4月，習近平同志到福州市履新之初，仔細研讀了地方志，對福州的歷史、文化、人物、古跡有了很深的了解。在與當地同志交流時，不管走到什麼地方，他對名人古跡都如數家珍。

2002年，習近平同志用了一個多月時間在浙江各地考察，了解和熟悉省裡的情況。白天調研、視察，晚上查閱市志、縣志，了解各地的歷史沿革，把情況掌握得很透。

2007年3月，習近平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一個月內，市委辦公廳秘書處讓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提供了一套上海地方志供他閱讀使用。

善於用志

1989年7月，習近平同志到福建古田縣調研。晚飯后，他讓縣委書記蔡天初找一本《古田縣志》。第二天早上，習近平同志對蔡天初說，“古田縣志有3種版本，一本是民國的，一本是清乾隆年間的，一本是明朝萬歷年間的”。這說明習近平同志看志書不只是看個大概，而是看得很深入很細致。他還告誡蔡天初，要多看看縣志，能從一個側面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變遷，對工作會有很大幫助。他說，現在的縣志都是表格資料性質的，不像過去主要是記載事件和歷史，所以過去的縣志和現在的縣志都要看。

2006年12月，習近平同志在浙江溫州市蒼南縣考察台風“桑美”災后重建工作期間，調閱了《蒼南縣志》，並在與當地領導座談時大段朗讀了書中關於台風的記載，希望地方干部要以史為戒，科學決策，不斷提高處置台風等自然災害的能力。

重視修志

1989年8月，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寧德地區地方志工作會議上強調：“各級領導務必充分重視這項工作，加強修志工作的領導，分管領導要具體抓這項工作。”

2004年10月，時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的習近平同志來到白沙村考察。在村會計毛兆豐的書房裡看到了1991年出版的《白沙村志》，很感興趣，就拿起來翻閱。習近平同志鼓勵村民繼續努力，發揮一切力量，把白沙村新志寫出來。2012年7月，第二部《白沙村志》由方志出版社出版。

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首都博物館考察時說：“要在展覽的同時高度重視修史修志，讓文物說話，把歷史智慧告訴人們，激發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堅定全體人民振興中華、實現中國夢的信心和決心。”

2015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整合協調黨史、軍史、地方志等機構力量對抗日戰爭進行系統研究，提出地方志工作機構要在抗戰研究上發揮應有作用。

二、充分認識地方志的價值和作用

1989年8月，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寧德地區地方志工作會議上指出：“修志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其意義，說通俗一點，就是使我們做一個明白人。”這是對地方志價值作用最精辟的評價和概括。不管是自我修養、為人處世，還是組織管理、治國理政，“做一個明白人”最重要。

地方志是中華民族獨有的精神財富

中國修志已有數千年歷史，官方修志傳統流傳至今。梁啟超曾說：“最古之史，實為方志”。地方志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時期，如春秋戰國時期的列國史、地理書、輿圖，到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地記、地志等。東晉常璩撰《華陽國志》是最早的地方志之一。隋煬帝曾下令全國各郡編輯本地的風俗、物產、地圖上報尚書省，這是由國家主持，在全國范圍內有組織地普遍修志的開始。唐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政府規定州郡三年編造一次圖經，報送給兵部掌管疆域圖籍的職方官。北宋大觀元年（1107年），設置“九域圖志局”，這是我國有據可查的最早設立的官方修志機構。最晚到南宋時期，地方上也有了專門的修志機構，每個州、府、縣都定期編纂方志，作為國史的輔助和補充。明永樂十年（1412年），明朝政府諭令全國各地府、縣、衛、所皆必修志，同時頒布《修志凡例》十七則，這是已知最早的由國家頒布的修志凡例。到了明朝中葉，已經是“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明《上元縣志序》）。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朝政府設立一統志館，先后三次編修《大清一統志》，歷時150年不斷。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非常重視方志編修，新方志事業開始起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國相繼開展了兩輪大規模修志。2006年，國務院《地方志工作條例》頒布實施，地方志工作步入法制化軌道。至目前，全國累計出版兩輪規劃內省、市、縣三級地方志書1.1萬余部，整理舊志文獻3千多種，每年編纂地方綜合年鑒3千多種，建成國家方志館，形成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重大的文化成果群。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編修地方志是中華民族獨特的優秀文化傳統，歷史悠久、源遠流長、連綿不斷、常編常新。悠悠千載的傳承積澱，至今保存下來的宋、元以來的舊志書多達8000余種、10多萬卷，佔我國現存古籍的十分之一還多。至2020年底，基本實現省、市、縣三級有志有鑒的“兩全目標”。地方志既是中華文明薪火相傳、源遠流長的基因密碼，也是中華文化“沒有斷流，始終傳承下來”的重要載體。

地方志是治國理政的必備法寶

“志者，志一方之事也……悉誠為政者之一事也”。地方志獨特的官修、政書特點，客觀上保証了志書的權威性和連續性，並以其鮮明的地域色彩，成為地域文化最豐富的載體、最厚重的積澱。地方志旨在“述往事、思來者”以達到“彰往而察來”的功效。唐宋以后，新到任的地方官都要先找當地方志看。明朝有個官吏叫鄭復亨，被派到海州（今江蘇東海）去做刺史，一進入海州地界，看到的是滿目荒涼，茅屋不飄炊煙，鎮子上隻剩寥寥幾戶人家，孔廟也坍塌了。他立即去查考州志，想要研究海州這樣破敗的原因，他說，州志是“誠一方之寶鑒，而百代之信史也。”清人編的《吏治懸鏡》一書，講到清朝官吏走馬上任時要奉行32條“初規”，其中第三條就是“覽志書”，以便了解當地的山川地理，人文風物以及租賦輕重等等，作為決定治理方略的參考。

我們黨歷來重視編修和應用地方志。1929年，紅軍解放江西興國縣城，毛澤東同志住在縣圖書館，有人去向他請示工作，見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興國縣志。到了瑞金，又請瞿秋白同志幫助找瑞金縣志來讀。1941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明確規定要求“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1942年1月，由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通過的《陝甘寧邊區縣政府組織暫行條例》公布實施，對修志工作的責任主體作出規定，這是中國共產黨關於地方志事業最早的制度安排。1958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專門調閱《四川通志》《華陽國志》，並倡議全國各地要編修地方志。1960年10月在湖北考察時，毛澤東特別叮囑荊門縣委書記梅白要修地方志。他說：“領導要尊重歷史。不懂歷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現實。你去荊門當縣委書記，至少先要知道荊門縣志。”毛澤東又批評了一些地方不熱心修志的現象，說：“‘官不修志而修衙’，我們黨現在有的地方修大樓，講闊氣。你到荊門以后，要修縣志。”1979年10月，鄧小平同志指示，編輯出版年鑒，很有必要，這是國家的需要，四化建設的需要。1987年5月，江澤民同志指出：“編纂社會主義新方志是兩個文明建設的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系統工程，是承上啟下，繼往開來，服務當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事業。”1989年8月，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寧德地區地方志工作會議上指出：“以古為鑒，可知興替。”對於我們，隻有加深對歷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為鑒，鑒古知今”。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地方志工作。2015年8月，國辦印發《全國地方志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5—2020年）》，首次對全國地方志事業發展作出了全面科學的頂層設計。2016年3月，“加強修史修志”寫入國家“十三五”規劃。2017年1月，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在重點任務中明確要求“做好地方史志編纂工作，鞏固中華文明探源成果，正確反映中華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2017年5月，《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明確規定，“加強中國共產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修，加強地方史編寫和邊疆歷史地理研究。完成省、市、縣三級地方志書出版工作。開展舊志整理和部分有條件的鎮志、村志編纂”。2018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明確提出“鼓勵鄉村史志修編”，要求地方志工作向基層延伸。2020年12月，中國扶貧志編纂工程、中國全面小康志編纂工程納入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專項。地方志在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文化強國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地方志是鑒古知今的地情教科書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於志。”地方志作為地情教科書，受到各級地方官員的重視，不僅是加強個人修養、提升道德水准、提高執政能力的鋪路石，而且是了解熟悉地情民風、教化育人、弘揚正氣的助推器。《周易》說：“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東漢荀悅說：“昔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唐朝劉知幾說：“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清朝道光年間有個官吏叫徐宗干，他做官必修志，在任泰安知縣、高唐知州、濟寧直隸州知州時分別主修了《泰安縣志》《高唐州志》《濟寧直隸州志》。有人問他是否貪圖虛名，他回答說：“知州知此州，知縣知此縣，不讀志何以知？不修志何以知其所不知？避好名之名，而安於無知，吾弗為之矣！”清朝光緒年間，學部下令各地編修鄉土志作為小學堂的教材。王永江在清《遼陽鄉土志序》中說：“人有愛鄉之心，而后有愛國之心，……鄉且不愛，何有於國？”

地方志是一個鑒古知今、啟迪未來的窗口。古人雲：“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鑒前惟順，鑒人惟賢，鑒鏡惟明。”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隻有對歷史有深切的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現實工作，承擔起明天的新的使命。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到江蘇省徐州市潘安湖街道馬庄村村史館考察。2018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到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區石山鎮施茶村村志館調研。2019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甘肅省張掖市山丹縣考察時，參觀中農發山丹馬場有限責任公司一場場史館。這說明，習近平總書記正是通過方志了解相關地區的歷史沿革和改革發展情況，用於科學決策的。

三、見賢思齊，努力成為“修志問道、直筆著史”的明白人

清《雲中郡志跋》說：“史為古今之朗鑒，志乃薄海之南車”。地方志縱貫古今、橫陳百科，是“一方之全史”。讀志能堅定信仰，用志能開啟智慧，修志能培育道德。何為明白人？明白人一定是信仰堅定、智慧圓滿、道德高尚的人。因此，讀志、用志、修志對於領導者而言是一門必修課。

通過讀志成為方向明確、信仰堅定的人——對黨忠誠

讀志有助於了解過去，在與先賢對話當中感悟人生，明白做人的道理，從而堅定信仰，錨定目標，明確努力方向。對於新時代黨員領導干部而言，讀志可以幫助自己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南宋理學家朱熹出任江西南康知軍時，留下了“下車伊始，他務未遑，先問志書”的佳話。清《合肥縣志》記載了包拯“不持一硯歸”的事例。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出任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府，他到任后到處張貼布告，命令工匠和作坊每年隻向州衙交納進貢的端硯，端州各級地方政府隻能如數收取，不許額外多加一硯。三年后卸任端州知府時“歲滿不持一硯歸”，清廉之名更是譽滿朝野。我國歷代方志中保存了大量鄉賢資料。明朝朱栴撰《寧夏志》，列舉“鄉賢”人物，建鄉賢祠。清朝不但建有鄉賢祠，還把鄉賢列入當地志書。讀志令人效法古代先賢、堅定信念、涵養道德、培育高尚的價值觀，具有重要意義。

通過用志探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成為知止知變、智慧具足的人——勇於擔當

“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從歷史發展進程中汲取經驗教訓，對於新時代黨員領導干部而言，就是用智慧去把握規律、指導現實工作。通過借鑒歷史智慧，更好地服務當下，體現出應有的擔當。毛澤東同志把領導工作總結為兩個方面：把方向、用干部。而把方向就是第一個看到桅杆頂的人，即先知先覺。如何能做到先知呢？就要從前人、從歷史、從志書中去得到啟迪，把握歷史規律，掌握歷史借鑒。明末顧炎武征引千余部地方志撰著《天下郡國利病書》，為研究明朝歷史提供了豐富的社會經濟史料。清《保寧府志序》說：“守，不知何以能守，不讀志何以能知。”1961年夏，在江西廬山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同志曾覽讀過由方志學家吳宗慈於1930年主編的《廬山志》。他對當地黨委宣傳部部長厚萬仁說：“你們這些廬山的父母官，就是要多看看歷史書籍。這部《廬山志》就是一部好書。隻有了解當地的歷史，指導、借鑒當今的工作，才能為人民辦好事啊！”又說：“修地方志這個工作很重要，這不是可有可無的工作，觀今鑒古嘛！”1989年8月，習近平同志在寧德地區地方志工作會議上指出，“李拔說：‘夫志者紀事之書，實致治之書也。’志書既是記事，記事的目的是資治。馮夢龍也講，‘往不識，無以信今﹔今不識，何以喻后’，古人精辟地點出了志書的資治功用。”

通過修志，成為律己利他、道德高尚的人——純潔干淨

大道之德——以無我為心，以天下百姓心為心。習近平總書記以“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為我們做出了榜樣、樹立了典范。

修志是記錄歷史、傳承精神的文化活動，是總結前人與鞭策自己相統一的過程。修志可以見賢思齊，堅守做人的操守和從政的道德，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對於領導者而言，修志可以讓其牢記初心，不忘本源，去除浮躁，堅守底線。因為后來者會修當下這段歷史，會如實記錄這一任領導的功過得失，所以修志是領導者自我警示反思、提升能力素養的過程。宋《嚴州圖經序》說：修志是為了記下前人處理地方政事的各種措施和經驗，以“告后之為政”。宋朝鄭興裔熱心倡修方志，在廬州和揚州任地方官期間，他分別主修了《合肥志》和《廣陵志》。他認為編修地方志乃地方官之責任，他說，如一地掌故，“終令淪亡，殊非守士牧民之責！”

習近平總書記將歷史視為“最好的教科書”，多次強調“走得再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方志文化是飽含著歷代先賢用汗水和心血匯聚成的奔流不息的歷史文化長河，方志事業得到了歷史上賢明當政者的珍愛和重視，方志實踐在民族發展進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領導干部，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地方志工作重要論述精神，堅持正確的史志觀，堅定人民至上的志德，增強方志文化自信，弘揚方志人精神，努力推動新時代地方志事業高質量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

（作者系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黨組書記、方志出版社社長）

（來源：“學習強國”學習平台）

( 編輯：賈澤娟   送簽：陳誠   簽發：張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