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變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點答問

鄭必堅，1932年5月生，四川富順人，第十四屆、第十五屆中共中央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

採訪組：您曾受中央指派主持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研究和國情調研，請您結合自身經歷談一談當時主要從哪幾方面著手進行的？“初級”一詞的含義是什麼？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為什麼這麼說？

鄭必堅：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鄭重指出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這個重大判斷，是基於清醒堅定的科學態度，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在21世紀的健康發展，具有重大深遠的戰略意義。

我們黨是一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黨，最懂得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比如1939年，毛澤東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時，即深刻指出黨在大革命時期所犯錯誤，乃是黨在“幼年時期”所犯的錯誤。又比如1979年，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才第一次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還處在幼年時期”，“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開始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和發展前途。但是，它還不成熟，不完善，還沒有抵御和防止林彪、‘四人幫’十年破壞這種嚴重襲擊的准備”。后來到了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全面總結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經驗時，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到了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又進一步把“制度的初級階段”拓展到“社會的初級階段”，明確指出了“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正是在這樣反復探索和總結的基礎上，黨的十三大決定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我們黨全部立論的根據，明確指出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制定和執行正確路線和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進而有系統地闡明黨在改革開放時期的路線和方針、政策。

應當說，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解放思想的重大成果之一，又是當時進一步解放思想的新起點。而這裡的一個貫串各方面的無可回避的根本問題，就是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說得完全一點，就是按照實踐標准，按照生產力標准，破除一切離開實踐離開生產力而抽象談論社會主義的錯誤和空想觀念，這樣來反復地、不斷深入地對社會主義進行再認識。

從十三大到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了。今天我們黨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指引下，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認識和領導工作的實踐，較之三十多年前是豐富得多深刻得多了。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今天我們所處的新發展階段，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同時是其中經過幾十年積累、站到了新的起點上的一個階段。新發展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他還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個靜態、一成不變、停滯不前的階段，也不是一個自發、被動、不用費多大氣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過的階段，而是一個動態、積極有為、始終洋溢著蓬勃生機活力的過程，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日益接近質的飛躍的量的積累和發展變化的過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發展的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的要求。

採訪組：作為“中國和平崛起”論題的首位提出者，請您結合自身經歷介紹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為什麼要提出這一論題？從“和平崛起”到“和平發展”，西方社會仍然鼓吹“中國威脅論”，說什麼中國會走“國強必霸”的路子，中美很難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您怎麼看這一問題？

鄭必堅：2002年12月我訪問美國，向美國人士介紹黨的十六大。在那裡，我直接面對美國一些人關於中國的兩類看法。一類是認為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將不可避免地挑戰美國戰略利益，必然會對美國形成威脅。另一類則認為中國將同蘇聯一樣，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潰。面對美國朝野如此流行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當時我即以“中國和平崛起”來應對——以“和平”應對“中國威脅論”，以“崛起”應對“中國崩潰論”。而在說明黨的十六大精神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面向21世紀的發展路線時，我更明確提出：“中國將要走出一條同世界近代以來歷史上后興大國崛起進程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2017年，我在北京同“修昔底德陷阱”論的提出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交談。他向我說明，他提出“陷阱論”的本意不是針對中國，而是希望美中之間可以避免那種“陷阱”。我感謝他的好意，同時指出：從當前大國動向來看，歸根到底無非三種作為：一是冷戰思維，二是局部熱戰，三是謀求共同發展，互利共贏，構建“利益匯合點和利益共同體”。對於前兩種作為，中國人第一反對、第二不怕。那一套沒有前途，而且中國人也都成功地應對過。中國的抉擇是第三種，即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設的基礎上，走和平發展道路，全方位地與世界一切相關國家和地區發展“利益匯合點”，構建不同內容不同層次的“利益共同體”。

今天當全世界把關注的目光更加聚焦中國，當各方面人們從各自角度出發議論中國快速發展對當今世界是威脅還是機遇，而且“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均有一定市場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以貫之地以鮮明立場和態度向全世界鄭重宣告：中國堅定地在改革開放中走和平發展道路。

具體來說，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具有以下五個相互聯系的基本點。

一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根本立意。既是泛指需要由幾代人、十幾代人、幾十代人的持續努力才能完成的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程所要走的道路，更是特指從上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為開端，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樣一個帶有和平崛起鮮明特征的發展階段所要走的根本道路。

二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根本目標。就是要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是要在致力於辦好我們自己事情的基礎上承擔力所能及的國際義務。

三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根本途徑。就是要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系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在同國際社會實現互利共贏的進程中，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四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根本布局。就是對內方針與對外方針相統一，對內和諧與對外和平相統一。即是說，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內政﹔既是對外宣示與承諾，也是自我約束與規范。當然毫無疑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加強國防是天經地義。道理顯而易見，如果沒有強大國防，不但中國自己很危險，而且這種情況本身就會成為整個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大局嚴重動蕩的重要因素。

五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最深刻的根本內涵。就是要在21世紀上半葉，在不斷弘揚自主創新精神並同當代世界各種文明相交匯中，用文明的理念、文明的方式、文明的手段、文明的形象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一步說，就是要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在當代中國發展了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在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自己民族優秀文明傳統的同時，積極借鑒和吸收當代世界各種文明的有益成果，在自主創新中實現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等在內的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

採訪組：當年您是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的整理執筆人，又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編輯工作主要負責人，您還參與了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您能談談當年親歷的一些難忘的事情嗎？

鄭必堅：說到鄧小平的1992年南方談話，我以親身經歷而實實在在地感悟到的是：偉大的理論，根源於艱難戰斗和深刻反思。

南方談話之所以能夠產生，最根本的是由於面對中國國內大局和國際大局這兩個大局在20世紀最后20年的大變動，尤其是面對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國內政治風波，鄧小平以大無畏的戰斗精神和嚴肅的科學態度，經過實地考察和深刻反思而形成和確立起來的。在這裡，沒有什麼一帆風順，沒有什麼輕而易舉，更沒有什麼一蹴而就。一句話，是在大變動大風波中應運而生的。

南方談話，從根本上澄清了關系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前途命運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論是非，並從而武裝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結果是，打破了西方七國聯手對我國的經濟制裁，扭轉了一時陰霾滿天的國際環境，強有力地推進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啟動了中國新一輪舉世矚目的大發展。

南方談話之后不久，鄧小平又在他輝煌一生的最后段落，在1993年伏暑盛夏時節，不去北戴河休假，全身心投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的編審工作。我們記憶猶新：他親自審定每一篇文稿，而且抓得那樣緊、那樣細，終於完成了一部具有現實和長遠重大戰略意義的經典著作，並且鄭重地把它作為“政治交代”獻給黨，獻給祖國和人民。當時鄧小平高興地說：“算完成了一件事”，“這是我的政治交代”。他還在審稿過程中這樣說：“這本書有針對性，教育人民，現在正用得著。”“不管對現在還是對未來，我講的東西都不是從小角度講的，而是從大局講的。”在向他請示用哪一篇作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終卷篇時，他明確回答：“編到南方談話為止，這樣好，段落比較清楚。”

1993年，江澤民同志指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出版，為我們進一步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教育干部和人民，統一思想，堅定信念，積極全面正確地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並且號召全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形勢下努力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隨即在全黨范圍首先是縣級以上領導干部中，形成了具有相當廣度和深度的對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學習研究熱潮。

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黨中央在抓緊領導學習鄧小平理論熱潮的同時，卓有成效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且先后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豐富和發展了以鄧小平理論為開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戰略基礎上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面對新的考驗，邁上新的高度。

歷史的回顧，現實的發展，反復有力地表明：我們黨在新時期啟動大變動、新覺醒擁有這樣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實在是黨之大幸，國之大幸，中華民族之大幸。

採訪組：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了一個重大論斷，即“當前，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請您談談這個“大變局”變在哪裡？這期間，我們最應該注意哪些問題，抓住哪些機遇？

鄭必堅：就讓我們從當前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引發的大變動說起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精辟指出的：“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對各國都是一次大考”，“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回過頭來看，這次新冠大疫，中國先遭難，但是隨即出乎舉世預料，中國在應對大疫和轉向復蘇這兩大方面，打了舉世矚目的兩大勝仗。而且還秉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崇高理念挺身而出，同世界共命運。這當然是事實，是天下大勢的光明面，而且是有強大生命力的天下大勢光明面。

但我們同時清醒看到，世界面前有兩條路線，兩種命運。除了剛剛說到的光明面——中國成功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開局勢頭良好之外，還有另一條路線另一種命運，那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霸權主義、民粹主義和反華狂熱。美國的作為，非但不是加強同中國的合作，反而是甩鍋，是攪亂，是把矛頭指向中國，並從而要使正在共同抗疫的世界陷於分裂！對此，我們中國人不怕，但是如果真是被美國攪亂了世界，問題就嚴重了。

面對這種嚴重局面，我想再展開一點，多說幾句。綜觀20世紀最后20年和進入21世紀以來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發展大勢、發展主流，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六個字——“大變動、新覺醒”。說完全一點，就是“以中國和平發展為主題的中國大變動、新覺醒”和“以世界和平和發展為主題的世界大變動、新覺醒”。這樣兩方面的“大變動、新覺醒”，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進程。而這個進程，可以說，中國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世界從20世紀70年代越南戰爭結束之后，就開始啟動了。從那時到現在，不過40年，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新的巨大變動。

說到這裡，我願提出一個重要情節。2013年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這樣說：“鄧小平同志說：‘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我們不僅要趕上時代，而且要勇於引領時代潮流、走在時代前列”。爾后在2018年12月18日，他又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引領時代發展的康庄大道，必須毫不動搖走下去”。在這裡，習近平總書記對鄧小平提出的有名論斷加以補充，把“趕上時代”與“引領時代”結合起來，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國國勢的跨世紀發展，正好應當作為我國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之后的“改革要達到的目的”。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2019年10月24日“讀懂中國”國際會議第四屆會議上，我在題為《改革開放再出發》的開幕講演中這樣說：“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因而又總是能夠在發揚光大中華民族文明傳統的同時，敏銳把握時代發展，趕上時代以至引領時代。”事到如今，盡管新冠肺炎疫情還在肆虐，加上美國嚴重逆動，但我堅定確信，作為“改革要達到的目的”，中國共產黨“趕上時代與引領時代相結合”，肯定能夠在曲折前行中愈益發揚光大。一方面，這將大有利於在國際范圍致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另一方面，這同時又將大有利於國內改革開放和各方面建設事業向更高水平的新躍升。

歷史將証明，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導向之下，在“趕上時代與引領時代”作為“改革目的”的實際推動之下，中國與國際社會協同致力，那就意味著“大變動、新覺醒”的勢頭能夠保持，亞太和世界和平和發展前景向好。反之，如果任由美國霸權反華，恣意妄為，興風作浪，那可是死路一條！這也可以叫做“兩種亞太和世界之命運”吧。

總之，放眼世界，兩面大旗。一面是美國的“霸權反華”，另一面是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冷靜觀察，從容應對，扭轉疫情走在前頭，恢復生產也走在前頭，並且堅持“趕上時代與引領時代相結合”的持續主動作為。而美國卻深陷“四大危機”——疫情危機、種族危機、國力衰退危機和不可測國際問題引發的危機。

此時此刻，人們記憶猶新：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在西柏坡所說：“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說是‘進京趕考’。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習近平總書記還這樣說過：“從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正在征程中。‘考試’仍在繼續，所有領導干部和全體黨員要繼續把人民對我們黨的‘考試’、把我們黨正在經受和將要經受各種考驗的‘考試’考好，努力交出優異的答卷”。

事情就是這樣，接著“趕考”——迎接新的“大考”。

（採訪組成員：牟衛民 林振義 陳思儲 峰）

來源：學習時報

( 編輯：張成付   送簽：張成付   簽發：張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