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性教育的經驗與啟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性教育是共產黨人修身養性的必修課，也是共產黨人的“心學”。黨中央在延安13年，孕育形成偉大延安精神，培育鑄就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標志著我們黨的黨性教育理論和實踐走向成熟。系統總結和繼承弘揚延安時期黨性教育的經驗，對新時代深化黨性教育具有重要意義。

一、延安時期黨性教育的主要內容及特點

（一）突出政治性，堅定政治信仰、政治路線，為黨員正方向。延安時期的理想信念教育、政治路線教育，堅定了黨員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方向，增強了全黨為共產主義理想奮斗、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奮斗的信念和信心。1935年12月，黨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批判了黨內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標志著黨的政治路線的轉變。1941年，在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上，中央領導層統一了對“十年內戰后期中央路線錯誤”的認識，初步分清了路線是非。1943年，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對抗戰以來黨的路線是非進行了討論，統一了中央領導層的思想。在此基礎上，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召開，原則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的歷次“左”、右傾錯誤，特別是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作出了全面的正確的結論。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的《結論》中指出：“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在黨的七大上，黨的政治路線的完全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極大增強了全黨的政治統一性。七大召開后，黨中央發動全黨對七大路線開展大學習，在實踐中繼續提高黨性。

（二）突出理論性，注重理論聯系實際，為黨員明大理。延安時期，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對黨性問題作出了深刻的理論闡述。1941年8月，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指出：“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系統地提出了共產黨員黨性修養理論，對黨性修養的目標、內容、途徑和方法進行了系統論述。在《人的階級性》中指出：“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是無產者本質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朱德從黨和軍隊關系的角度，周恩來從領導干部立場的角度，任弼時從增強黨性的途徑的角度，陳雲從做合格黨員的角度，都對黨性作出了具有特色的論述。

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地提出了黨的馬克思主義修養的命題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號召，倡導黨性教育和理論教育的統一。延安整風樹立了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黨的歷史上一次影響深遠、意義重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為黨性教育提供了有效平台。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思想逐步成熟並在黨的七大上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黨的領導人對黨性的深刻闡釋，黨性教育與理論教育的有機統一，保証了全黨在思想上的先進性，為黨性教育的開展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

（三）突出人民性，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為黨員強根基。1939年毛澤東在致張聞天的信中，把為人民服務作為無產階級的道德觀提出來。1944年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把為人民服務上升為共產黨人的宗旨觀。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闡釋了為人民服務的內涵：“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延安時期，黨的領導人帶頭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為黨性教育的開展作出了榜樣。毛澤東幫棗園村民修“幸福渠”，朱德用毛筆在居住地的槐樹上寫上“禁止系馬”，教育紅軍戰士要愛護群眾的樹木，這些廣為流傳的事跡，充分彰顯了共產黨人的為民情懷。在黨的領導人的率先垂范下，延安和各敵后抗日根據地到處充滿著抗日救國、為共產主義理想奮斗的熱烈氣氛，處處洋溢著為人民服務的真誠熱情，涌現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比如，普通戰士張思德、大生產運動中的22個勞動模范、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等等。共產黨人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埋頭苦干、無私奉獻、同心同德等黨性觀，深入廣大黨員干部心中，凝聚了革命事業發展壯大的強大力量。

（四）突出紀律性，注重政治紀律教育，為黨員立規矩。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對各級領導干部遵守紀律尤其是政治紀律提出明確要求。1941年7月，《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規定了糾正違反黨性傾向的辦法，要求“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更嚴格的檢查一切決議決定之執行，堅決肅清陽奉陰違的兩面性的現象”，“要在全黨加強紀律的教育”。1942年9月，中央政治局《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正式確立了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原則。“在這裡，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之嚴格執行，對於黨的統一領導，是有決定意義的。”這對黨性教育的開展提出了明確的政治紀律要求。

（五）突出斗爭性，正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為黨員健體魄。延安時期，黨中央注重用路線斗爭的歷史進行黨性教育，以黨內思想斗爭的方式對全體黨員進行黨性鍛煉，有效增強了全黨排毒殺菌、扶正祛邪、強身健體的政治免疫力。毛澤東主持編印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三部“黨書”，黨中央組織高級干部學習研讀，對歷史上的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進行比較，在此基礎上統一全黨的思想，提高全黨的黨性。

同時，注重在與違紀行為、腐敗行為的斗爭中進行黨性教育。黃克功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在給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的回信中指出：“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

二、延安時期黨性教育的基本方法

（一）構建教育格局，增強黨性教育的統籌性。延安時期，黨中央把黨性教育融入在職干部教育、干部院校教育和黨支部教育之中，逐步建立健全黨性教育的領導體制和組織載體。

當時，宣傳部門是開展干部教育的主要領導機構。《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規定，區黨委之下可設宣傳部，負責管理對外宣傳、對內教育，及黨所指導的報紙、學校、訓練班。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黨中央專門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不久與中央宣傳部合並，改稱中央宣傳教育部，后又改名為中央宣傳部，統一領導在職干部教育工作。1941年12月，《中央關於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規定了在職干部教育的管理體制。在延安整風中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領導全黨整風學習，各部門各單位成立學習分會。

延安時期，我們黨創辦了大量干部院校，推動黨性教育廣泛開展。延安及陝甘寧邊區共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黨校、中央研究院、陝北公學、軍事學院等50余所干部院校。為進一步理順領導與管理體制，中央決定中央研究院直屬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直屬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軍事學院直屬軍委參謀部，延大、魯藝、自然科學院直屬中央文委。要求各校主管機關應把自己直屬學校的工作，當作該機關業務的重要部分，以加強對各校的具體領導，並使各校教育與中央各實際部門工作聯系起來。

黨支部作為黨的基礎組織，對普通黨員的黨性教育發揮著重要作用。1940年10月，中央宣傳部《關於各抗日根據地內黨支部教育的指示》指出，支部教育方針應該是：使一般黨員懂得怎樣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基礎組織是黨的支部，支部的任務之一就是教育黨員，組織黨員的學習。

（二）推進制度建設，增強黨性教育的規范性。延安時期，黨中央制定了多部涉及黨性教育的黨內法規，為黨性教育的開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第一個以黨性為主題的文件，不僅對黨性作出了深刻闡釋，而且對黨性教育的方法作出了具體規定，如從中央委員以至每個黨部的負責領導者，都必須參加支部組織，過一定的黨的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群眾對於自己的批評，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

1940年2月，中央書記處《中央關於辦理黨校的指示》指出，分中級、區級、初級3個層次辦黨校，黨校的基本任務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來教育干部，黨的領導機關的負責同志必須有計劃地經常到學校作報告。在干部院校中，理論教育和黨性教育有機結合，有效地促進了黨性教育的開展。1941年12月，《中央關於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規定，將延安的在職干部分為四類，對不同類型的在職干部規定不同的學習內容和學習方法，把黨性教育貫穿其中。

（三）注重聯系實際，增強黨性教育的實效性。延安時期的黨性教育注重緊密聯系中國革命實際，把黨性教育立於中國革命的實踐基礎之上。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這個報告要求以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改造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以此增強全黨的黨性。1941年12月，《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要求，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干部學校必須強調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的目的是為了使學生能夠正確的應用這種理論去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

調查研究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橋梁，也是進行黨性教育的重要途徑。1941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重申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號召在全黨上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時任黨的總負責人的張聞天率領延安農村調查團，到陝北和晉西北作了一年兩個月的調查研究，寫出了《出發歸來記》等調研報告。這是黨的高級干部以實際行動參加整風，與違反黨性的教條主義作斗爭的一個典范。

（四）深化自我檢視，增強黨性教育的斗爭性。延安時期的黨性教育，注重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為黨員干部進行自我檢視、改進提高提供了有效武器。毛澤東說：“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1942年4月，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指出，應掌握思想方法，反省自己的工作、思想及歷史，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當時《解放日報》刊登了很多同志嚴於自己檢視、勇於自我批評的文章。

黨的領導人在自我批評方面率先垂范，以身作則。面對整風中出現審干擴大化的錯誤，毛澤東主動承擔責任，曾三次向蒙受冤屈的同志賠不是。博古誠懇反思：“我過去隻學了一些理論，拿了一套公式教條來反對人家。……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實際經驗，在蘇聯學的是德波林主義的哲學教條，又搬運了一些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教條和西歐黨的經驗到中國來，過去許多黨的決議是照抄國際的。”這些深刻的自我批評，對黨性教育的開展起到了示范引領作用。

延安時期的黨性教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在新時代加強黨性教育，我們必須深入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性教育的重要論述，對延安時期黨性教育的經驗進行創造性繼承和創新性發展。一是加強政治歷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治方向是黨生存發展第一位的問題，事關黨的前途命運和事業興衰成敗。黨的七大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全黨全軍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達到了高度的團結統一，有力推動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二是加強思想淬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堅定。延安時期，我們黨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教育，創建大量干部學校，抓好在職干部學習，增強了黨的思想引領力。三是加強紀律熔煉。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延安時期，我們黨注重黨的紀律建設尤其是政治紀律建設，確保全黨團結統一、令行禁止。四是加強道德修煉。習近平總書記倡導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黨史學習教育活動中明確要求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延安時期，我們黨把為人民服務上升為黨的宗旨並躬身踐行，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五是加強作風錘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黨作為一個在中國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對作風問題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延安時期，我們黨通過全黨整風，形成了三大優良作風，增強了黨的戰斗力和影響力。

（作者為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長）

來源：《黨建研究》2021年第5期

( 編輯：張成付   送簽：張成付   簽發：張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