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堅決服從組織的安排”談錘煉黨性

　　共產黨員的黨性，不是外力的而是自覺的﹔共產黨員的黨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共產黨員的黨性，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與時俱進的

　　1937年，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為促成國共合作，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在改編中，許多高級將領被降級使用，有的從軍長降為旅長、副旅長，有的從師長降為團長、副團長，有的由指揮員降為戰士，大家對此毫無怨言，堅決服從命令聽指揮。其中，李先念同志從軍級降到營級。上級領導問，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麼意見嗎？李先念毫不猶豫地回答：“堅決服從組織的安排。”

　　“堅決服從組織的安排”，反映的是一種清醒的黨員意識和堅定的政治立場，彰顯的是共產黨人堅強的黨性。黨性強，就能始終牢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產黨員，第一職責是為黨工作，做到忠誠於組織，任何時候都與黨同心同德。

　　共產黨員的黨性，不是外力的而是自覺的。1934年，陳昌離開中央特科總部機關，被派往敵人心臟作隱蔽戰線斗爭，他把敵人每月發給的工資20%自用、80%作為黨費上繳黨中央，始終保持了出淤泥而不染，不僅完美地完成了情報工作，還想方設法籌集資金為黨、為軍隊購買槍支彈藥等供抗日前線急需。1935年，由於斗爭環境惡劣，東北抗日聯軍與黨中央失去聯系。艱難歲月裡，馮仲雲堅持給中央寫信請示匯報工作﹔楊靖宇冒著重重危險，兩次率部西征，試圖打通與黨中央的聯系﹔周保中更是發自肺腑地說：“聽不到黨中央的聲音，接不到黨的指示。在最艱難的日子裡，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樣。”他們的事例表明，共產黨人的堅強黨性，體現的是內心深處對信仰的執著堅守，形成行動上的自覺，如此錘煉黨性，才能有跟黨走的堅定不移、有不怕困難的頑強勇毅、有危難關頭的不懼犧牲。

　　共產黨員的黨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1950年初，中央決定進藏，鄧小平找到18軍軍長張國華，開門見山地說：“今天談話憑黨性。”張國華回答：“一切聽從黨安排。”同年，李狄三也奉命率部入藏。當五星紅旗在噶大克飄揚時，包括李狄三在內的63名官兵倒下了。在遺言中，李狄三說：“共產黨員就是黨讓干啥就干啥，在最困難的時候，向黨要副擔子挑在肩上的人。”1955年，張富清退役轉業時面臨多個選擇：留在大城市，海闊天空﹔回陝西老家，可以方便贍養老母。當組織找他談話時，他當即決定響應黨的號召，去偏遠、艱苦的來鳳縣工作。他說：“我是一名黨員，黨需要我干什麼，我就干什麼，戰場上死都不怕，苦點怕什麼？”他們的故事昭示我們，共產黨員也有個人利益，但堅強的黨性，使得共產黨員成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敢於為人民的利益、黨的事業，奉獻一切、犧牲一切。

　　共產黨員的黨性，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與時俱進的。新中國成立之初，兼任華東軍政大學校長的陳毅出席學校的開學典禮。當時的華東軍政大學從備戰需要出發，要求所有男學員剃光頭，一些學員怕影響自己的形象不肯剃。為了疏通學員思想，陳毅對大家說：“小同志們，你們今天當兵，就是決心參加革命，而為人民服務是終生的，可不是一時一事的，今天想起就革命一下，哪件事願意就服務一次。我是老革命了，仍在時時事事提醒自己。小戰友們，我們在這件事上一樣：既然下了決心，終生不渝，那就常要從頭開始！”他把帽子摘下來，指著自己的頭大聲復述：“從頭開始！”一語雙關，講出了“革命永遠在路上”的真諦。革命勝利后，凡有老戰友來探望，徐海東大將必問：“政治上犯錯誤沒有？經濟上多吃多佔沒有？生活上和老婆離婚沒有？”這三問，問出了徐海東自己和身邊同志的思想清醒。錘煉黨性，本質上是一個純潔自我、提升思想境界的過程。彭德懷每月“反省自查一遍”，嚴格要求自己﹔董必武90歲高齡仍賦詩抒懷“徹底革心兼革面”，注意以身作則，服從組織，遵守紀律﹔謝覺哉經常“跟自己打官司”，省察一言一行。老一輩革命家的生動實踐，驗証了一個道理：錘煉黨性不是一陣子的事，而是一輩子的事。永葆黨性之樹長青，必須“在思想政治上不斷進行檢視、剖析、反思，不斷去雜質、除病毒、防污染”。

　　“我們隻有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才能應對‘四大考驗’、克服‘四種危險’，才能正確處理公私關系、破除‘四風’頑疾。”這是一種黨性要求，也是對共產黨人精神家園的呵護。今天，我們傳承紅色基因、賡續老一輩革命家錘煉黨性的優良傳統，更須矢志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才能更好地堅守初心、砥礪恆心，以更加堅實有力的步伐，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奮進。

( 編輯：鐘鳴   送簽：鐘鳴   簽發：張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