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從何而來

【摘要】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是什麼、從何而來、將如何發揮作用，這是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必須回答的三個問題。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來自於連續未斷裂的中華文明，來自於中國近代困境的克服，來自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辟的中國道路。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一以貫之、最終將合而為一，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將在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合而為一視野下得到提升。

【關鍵詞】中國人 骨氣 底氣 中華文明 中國道路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在給《文史哲》雜志的回信中提出“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的問題，並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再次重申“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這一問題需要引發我們進一步思考，那就是：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是什麼、從何而來、將如何發揮作用。同時，這一問題的產生，無疑要聯系到晚清以來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而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進而要聯系到“兩個大局”，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同時還要聯系到“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

連續未斷裂的中華文明，孕育出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中國有著五千多年的深厚歷史文明底蘊，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文明，而中華文明的始終連續未斷裂的背后，必有其理，即“可大可久之道”。大國必須有歷史，必須經歷起落。

由歷史憂患意識，鍛造出中國人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中國從春秋開始就在歷史上經歷過一次次不絕若線的挑戰，但每次都能衰而復興。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開始，英國等西方列強紛紛入侵中國，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但從文明史來看，中國並不是第一次遇到這一危機。春秋之后則有南北朝、宋元之際、明清之際等，但中華文明每次都能克服危機與挑戰，使得文明傳統保持延續性。中國在面對歷史上一次次的危機中，養成了深厚的歷史憂患意識，以及在憂患中鍛煉出《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進德修業”的奮斗不息精神，這尤其體現為乾卦九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的毫不懈怠。因此，不了解中華文明史，就無從真正了解中國，不能領悟由歷史憂患意識而鍛造出的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

家國意識、大一統的舉國體制，讓中國人能夠成功應對內外部挑戰、增強民族凝聚力。“可大可久之道”在中國的政治社會結構及其精神上，則落實為政治層面“設官分職，任賢使能”的士大夫政治及其“內聖外王之道”的士大夫精神，落實為社會層面的家族、宗族、家庭等宗法制及其“孝道”以及為了子孫后代的犧牲精神。二者聯結為家國一體的家國意識，並凝聚為農業文明的大一統的舉國體制，從而以最廣大的組織動員應對來自內部外部的各種挑戰。毛澤東在1936年12月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分析了中國作為大國具有回旋余地：“中國是一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回旋的余地。”如此則使得反對國民黨的中國革命是有可能戰勝敵人的﹔一年多以后他在《論持久戰》則分析了大國這一條件讓中國有堅持長期抗戰的信心：“中國又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

中華文明史的家國意識、大一統的舉國體制所形成的“中國之為中國”的文明秩序、文明意識，造就了中國的文明內聚力以及民族凝聚力，這就是對於中華文明信心之所在。由於中國的文明意識所建構的文明內聚力足夠強大，才使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建立的元、清政權自覺接受、同化於中華文明，形成民族大融合。在更早的春秋、北朝以及遼金都有大規模的民族融合。民族融合的內部動力，正是來自中國的文明意識及其文明內聚力。

主動的學習精神和包容精神，讓中國人的精神由被動轉入主動。《周易》坤卦“厚德載物”的學習、包容精神源遠流長。毛澤東1938年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向民眾學習，向環境學習”，共產黨員“應成為學習的典范”。對於外來文明，我們也要有學習借鑒的精神，而這種學習是完全以我為主而非放棄自我的獨立自主的學習，體現了一種徹底的自信，歷史上的佛教中國化就是例子。在現代則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及其中國化的創新和發展，正如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所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

中國近代困境的克服，砥礪出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就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言，近代中國遭遇西方列強的侵略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的侵略，面臨著國家困境、社會困境、文明困境三重困境，也就產生了中國人的自信心所顯示的骨氣、底氣的問題。解決文明困境的問題，要先通過解決最重大、最緊迫的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國家困境的問題，然后是解決社會困境的問題，最終文明困境才能得以解決，這是解決國家困境、社會困境、文明困境的先后順序。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反對內外敵人的雙重革命性質，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使得國家統一，解決了國家困境，也就是解決了中華民族“站起來”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人民解放戰爭也是通過最廣泛的社會組織動員的方式，同時進行了一場社會革命，其中的關鍵，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所發揮的高度組織力、凝聚力，中國共產黨深深地融入於中國社會。新中國的成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國家就要解決社會問題，從而徹底解決社會困境。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通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解決中華民族“富起來”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問題就是明証，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當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第二個百年最終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完成現代化時，也將以社會主義的方式解決現代化所有的問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結合為一體、走社會主義道路，最終將形塑新文明，這就是對於近代以來文明困境的克服，也就解決了中華民族“強起來”的問題。中華民族“強起來”，也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最終是文明的復興。文明是整全性的，需要統合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實現一體的復興。中國近代國家困境、社會困境、文明困境三大困境至此將徹底克服。

國家困境、社會困境、文明困境的解決雖有先后順序，但三者之間又有互相包含的內在關系，以革命的政治動員推動解決國家困境的政治革命，同時也是解決社會困境的社會革命。雖然解決國家困境、社會困境的最后是解決文明困境，但在國家困境、社會困境的解決過程中，作為整體性的文明困境也在逐漸解決的過程中，隻不過文明困境的解決歷時最長，但解決文明困境所需要的文化價值觀的自覺，是始終貫穿於解決三大困境的全過程之中的。

中國共產黨成功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建構了熔鑄中西方先進思想的新文明，在長時段而言將超越西方過去五百年文明，而開創未來五百年的文明想象，甚至是千年的新的文明想象。基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兩個大局”，在文明史、大歷史視野中，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的“日用而不知”背后的“理”、道理才能得以更全面而深刻地彰顯。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辟的中國道路，增強了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骨氣、底氣之精神不是抽象的，是從大歷史中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成功開辟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正由中國人積聚的骨氣和底氣迸發使然，也反過來進一步提升了這種骨氣和底氣。一言以蔽之，中華文明為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提供了滋養，中國道路進一步增強了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反對內外敵人的中國革命，鍛造了中國人更為堅實的骨氣和底氣。1949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前的一個多月，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宣告“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並以聞一多、朱自清寧可倒下、不願屈服為例，慷慨陳述他們“在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而“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40年后，面對美國的制裁，鄧小平領導全國人民再次展現了“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他在《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中說：“中國人嚇不倒。”“中國人有自信心，自卑沒有出路。過去自卑了一個多世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站起來了。”他對子孫后代充滿信心，直言：“我相信，在外國的侵略和威嚇面前，我們的人民不會怕，我們的子孫也不會怕。”

一是中國共產黨對於內外敵人的不屈不撓的態度以及對於革命毫不動搖的徹底性。毛澤東1945年《在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上的演說》一文說：“中國共產黨對革命從來沒有發生過動搖，也隻有共產黨才能不動搖，徹底地干下去，不怕死多少人，不怕犧牲。”“我們還剩下一支（槍）”“也要打下去”而絕不投降的決絕，更是對此的集中體現。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是在目標、宗旨指引下所具有的一往無前、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的精神，正如毛澤東1945年4月在《論聯合政府》所說：“無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隻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隻要還有一個人，還剩下一支槍，就絕不投降而要繼續戰斗下去的骨氣，體現了對於目標、宗旨的堅持。

二是中國人對於正義事業的相信以及正義事業的人民屬性。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就能“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准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正義事業不止於自己個人的犧牲，毛澤東更是精辟分析了正義事業、正義戰爭能得到國內、國際甚至敵國人民的廣泛支持，他在1938年5月《論持久戰》一文中分析：“中國的戰爭是進步的，從這種進步性，就產生了中國戰爭的正義性。因為這個戰爭是正義的，就能喚起全國的團結，激起敵國人民的同情，爭取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正義事業歸根結底是人民的事業。毛澤東1945年在《愚公移山》中提出：“要使全國人民有這樣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與此同時，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

三是中國人具有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的精神。與“中國是中國人民的”相對應的，是中國人的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精神。延安時期，面對國民黨對解放區發動的大舉進攻以及經濟封鎖帶來的極端物質困難，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發展出軍隊生產自給的大生產運動，從而造就了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精神。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黨與人民形成緊密一體的關系，使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有了更為堅實的群眾基礎。正是對於最廣大中國民眾的組織動員，中國共產黨才辦成了成立新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三件大事。1945年他在《論聯合政府》中說：“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斗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能夠辦成這三件大事，來自於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與政治覺悟，從而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覺悟與團結。同時，也與其所具有的如下內在特質息息相關。

一是中國共產黨具有永不停息的自我革命精神。強大的政黨是在自我革命中鍛造出來的。中國共產黨具有自我批評、勇於改正錯誤的精神，具有與奮斗精神兼具的謙虛謹慎精神。毛澤東強調：“共產黨人必須隨時准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鄧小平1987年在《我們干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中強調：“不要犯大的錯誤，更不要因為小的曲折而縮手縮腳，不敢大膽前進。”中國共產黨人對於在各種斗爭中遇到困難的態度與底氣，是毛澤東認為的：“我們必須要向人民說明我們的困難所在，不要隱瞞這種困難。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向人民說明，我們確實有辦法克服困難。”面對困難，直面應對、迎難而上並有辦法克服困難的定力，中國共產黨人無往而不勝。

二是中國共產黨堅持動態形勢中的主體能動性、“執兩用中”的戰略戰術思維。動態形勢中的主體能動性，充分將“心”與“理”、主觀與客觀相結合，就能克敵制勝，把握、引領變化﹔採取“執兩用中”的戰略思維、辯証思維，就能隨時在動態中把握進與退、斗爭與合作、民主與集中、統一意志與生動活潑等各種辯証關系及其轉換，該戰則戰、該和則和，既不“左”傾冒進也不右傾落后、投降。這一切是最終落實在事上、落實在最后的結果上的底氣，否則就是空言而落空。較之動態形勢中的主體能動性、“執兩用中”的戰略戰術思維，還更加落實於事上的，則是對於工作方法的重視。毛澤東在1943年專門寫了《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949年3月寫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1958年寫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最重工作方法。“執兩用中”並在所有事情上都能找到解決問題、克服困難的方法，這要最終落實於處理事情的結果上，也即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將“善”詮釋為“處焉而宜”的原因。唯此，方是“可大可久之道”。

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將在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合而為一視野下得到提升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的結尾中充滿自信地說到：“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無比廣闊的時代舞台，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這是新時代中國人骨氣和底氣最集中的體現。

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一以貫之，具有全體的通貫性。這種全體的通貫性包括對“可大可久之道”的追求，在文明原理上的政治與社會一體、家國一體，以及歷史憂患意識下的獨立自強與以我為主的學習的一體兩面，“執兩用中”方能可大可久。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最終將合而為一，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華文化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最深之要義所在。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在最根本上來自於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中華文明。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具有內在相通性，從而能被中國所選擇，並加以中國化﹔同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以儒家為核心的中華文明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國共產黨員的黨性修養即“共產黨員的心學”與中華文明“內聖外王”的士大夫精神具有相通性，但中國共產黨員的黨性同時也克服了傳統士大夫紀律性不夠以及黨爭的弊病。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給中華文明帶來的新的文明精神品質，是斗爭精神與自我革命精神，但斗爭精神與自我革命精神並非中華文明傳統裡所未有，只是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得到最徹底的發展。

“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在今天最新的集中體現，就是在中美貿易戰與抗擊疫情的人民戰爭這兩場戰爭中所體現的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要在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合而為一的文明史、大歷史的視野下，得到理論上、思想上的提升，要在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中上升到“道”“理”的高度，從而明理增信並具有理論的自覺，進而指導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實踐。這種偉大斗爭實踐，要面對來自外部、內部的各種風險挑戰，更需要增強中國人斗爭的骨氣和底氣。

（來源：人民論壇網﹔作者為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研究員，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

 

( 編輯：張莉   送簽：鐘鳴   簽發：張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