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行的三敬之道

被康熙評點為“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1651年-1725年）一生有三敬——敬身、敬德、敬民，這三者是一脈相承的關系，在其為人、為官、為民各方面，我們都能見到張伯行努力堅守三敬之道。

以敬持身，要內外兼修。張伯行遵從父訓讀賢人志士之書，自幼恪守賢儒的敬身觀念。張伯行尊崇南宋理學大家朱熹，其《近思錄》等書日夜誦讀，得出敬身要做到內外兼修的感悟。他非常認同“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在私塾讀書期間，課間小憩時，與滿屋追逐跑鬧的同學異樣的是，張伯行仍然是正襟危坐，舉止庄重，全神貫注學習課業，宛然君子之行，做到了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由此，他得到了私塾老師贊其有儒者氣象的好評。

進士及第后的七年漫長時光裡，他專門打造了一座讀書園，整日所思者乃謹身寡欲之道，不敢有絲毫懈怠。為官任職后，張伯行更是在謹身寡欲方面下足了功夫，害怕因自己的疏忽而未能為百姓謀利，害怕屬下的官吏仗勢欺人、貪贓枉法而使百姓受了苦。張伯行在自著的《困學錄集粹》中自問道：“善者，我果能有否？不善者，我果能無之否？”常思己過，故能防患未然。張伯行日夜捫心自問檢視自身和畢恭畢敬為人處事的態度，讓他能時刻保持清醒、保持警惕。

以敬修德，要躬行踐履。古稱不朽者有三：立德、立功、立言，在三者中，立德居於首位。張伯行一生著述頗豐，整理匯編賢儒著作五十余種，名為《正誼堂全書》。該書以“立德”開篇，張伯行採擇名儒的金言警句，倡導養成高尚的品行和德操。為官先敬德，張伯行在其幾十年的仕宦生涯中，極為看重官德的堅守與弘揚。張伯行在山東濟寧任官期間，有人欲立功德碑以贊其治河才干，他敬重自身的道德節操，以“這不是惹得眾人都嫉妒我”的一句話謝絕來者。任職江蘇巡撫時，他同樣看重自己的名節，以“一絲一粒，我之名節”“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來拒絕四面八方的饋贈者。外地任官、興辦書院的日用開銷，都算入張伯行自家的賬目。張伯行上任不帶家眷，日用飲食從不浮華，就是為了不斷涵養節儉清廉的為官品德。

以敬養民，要始終如一。張伯行在尚未出仕為官時，就有一顆關心百姓疾苦的善心。在儀封老家發生災荒時，他協助家人低價出售米糧，幫助鄉鄰度難。在一次去參加科舉考試的途中，遇到無人認領的尸體，他便從自己的口袋裡拿出些錢，委托別人讓其入土為安。在山東濟寧為官時，百姓因飢荒而食不飽腹，看著百姓忍飢挨餓、叫苦連天的場面，他心裡比刀割還痛，此時官府的倉庫中並不是沒有糧食，只是要等待層層審批，一時放不出來。張伯行知道等批文下來再開倉放糧，自己絕沒有錯，但百姓無法等待，他打開糧倉賑濟百姓，后來有人指責他的專斷行為，他以“倉谷重乎，人命重乎”這樣一句話回答，使得對方啞口無言。

張伯行的心中放著一杆秤，老百姓是這杆秤上的定盤星。在一些貪婪官員搜刮民膏民脂，用以巴結上級時，張伯行說出“我為官誓不取民一錢，安能辦此！”在江蘇任上，他更是以“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的警言，打破那時的官場潛規則，使得前來送禮的官員自討沒趣，引得吳地百姓紛紛夸贊，稱其為官“一清二白”。

從祀孔廟是古代官員的至高榮譽，這不僅是對其為官表現的肯定，更是對其人格的肯定。清朝僅有三位官員從祀孔廟，張伯行是其中一位。他恪守的三敬之道，啟示我們要堅決守好自己的精神家園，常懷敬重之心，踏踏實實做事，老老實實做人，清清爽爽為官。

( 編輯：王春春   送簽：賈澤娟   簽發：張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