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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先生的學與行
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大年初二,湖南衡陽城內尚沉浸在新年的喜悅氛圍中。在衡陽城外的湘西草堂,有位老人在一陣劇烈的病喘過后溘然長逝。他就是被近代維新派思想家譚嗣同稱為“膺五百年之運,發斯道之光”的一代聖哲王夫之。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晚年歸隱於衡陽石船山下,學者多稱其為船山先生。王夫之一生經歷坎坷,他在困窘的環境下,以學術自勵,著述等身,發前哲所未發。更難得的是,他還能夠做到學而知行、行以積學。
王夫之出生在明末一個漸趨沒落的知識分子家庭。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是一位副貢生。王夫之十余歲時,在家中便跟隨其父接受了傳統的經學教育。其叔父王廷聘是一個飽讀詩書的生員,善於詩文,多得建安風骨。王夫之從其叔父學詩,習讀了十余萬首古今詩作。王夫之聰穎好學,又十分勤勉。凡有關山河形勢、兵馬食貨、典制掌故之事,皆有所涉獵。於經史之學,更是多能詳慎搜討,考駁異同,以廣見聞。14歲的時候,王夫之就考上了生員,進入衡陽州學讀書。具備了生員身份后,王夫之也有了更為廣泛的社會交往。
明末士人喜歡雅集,往往成立各種文社,以詩文唱酬,結交友朋。崇禎十一年,王夫之從衡州游學於長沙的岳麓書院。在那裡,他與好友鄺鵬升共同成立了“行社”。從“行社”的命名來看,在此相聚的士人都是以“重行”為志同道合者。實際上,王夫之自幼便接受了其父王朝聘“躬行實踐”之學的影響。王朝聘曾問道於陽明江右學派鄒泗山,其以“真知實踐”為治學旨歸,這對王夫之產生了深遠影響。他與好友們在“行社”中“聚首論文,相得甚歡”。
從長沙回到衡陽后,王夫之最初與好友熊渭公、李雲田一同發起了文會,他們“不犯一時下圓熟語,復不生入古人字句,取精煉液,以靜光達微言”,試圖通過詩文的創作,為當世文風的創新,略盡綿薄之力。然而,所業未竟,好友便相繼離世,文會也因此不得不停辦。此后,他又與好友郭鳳躚、管嗣裘等組建了“匡社”,希望以新的詩文風格,匡正世風,扶持社會。其在“匡社”中有詩雲:“莫擬津難問,誰言枉可尋。良宵霜月好,空碧發笙音。”從中可以看出王夫之積極向上的心態,不論前途有何艱難,他都欲“以文經世”的情懷。
明末社會始終處於動蕩不安之中,隨著時局的變化,王夫之恬靜的讀書生活被打破。清朝定鼎中原時,王夫之正隱居在南岳蓮華峰下,得知故國淪喪后,十分悲痛,作有《悲憤詩》百韻,以表達其內心的痛苦。其中有雲“頸血如泉欲迸出,紅潮涌上光陸離”一句,足見王夫之的豪情壯志。
王夫之晚年歸隱於衡陽,“孑身悲吟,寄食人家,始益刻厲,有述作之志”,其一生完成的主要著作有《永歷實錄》 《籜史》 《尚書引義》 《讀四書大全說》 《四書箋解》 《春秋家說》 《春秋世論》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 《庄子通》 《相宗絡索》 《張子正蒙注》 《讀通鑒論》 《宋論》等。在王夫之的治學思想中,可以用“著經世之大略”綜而括之。王夫之十分認同北宋思想家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晚年的王夫之專注於對張子之學的深入闡發,著有《張子正蒙注》一書,究觀天人之故,推本陰陽法象之原。他對天道、人道、理欲、義利等宋明理學的闡揚,也正是其一生經歷的思想濃縮。
(稿件來源:《旗幟》雜志2022年第二期)
( 編輯:王春春 送簽:賈澤娟 簽發:張桃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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