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困於所溺

“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這是宋代文學家、史學家歐陽修編寫《新五代史》中的《伶官傳》所作序言中的一句話，即禍患往往不是憑空而來，更鮮有驟從天降，大多是潛滋暗長，令人見怪不怪，終至病入膏肓的地步。而智慧和勇氣這兩個非常可貴的成功要件，卻常被欲望、嗜好、沉迷打敗，以致事業無成，悔恨終生。古今中外沉於“所溺”而不能自拔的英雄豪杰可謂多矣，危害之大，教訓之深，充分驗証了先賢所論非虛。

顯而易見，無論是做成一番青史流芳的宏圖偉業，抑或是做一個成功的大寫的人，都必須以慧眼靈心和鋼鐵意志，避開人生路上一個又一個“溫柔”與“甜蜜”的陷阱。

時刻保持一份清醒，以防消磨大志。北宋名臣范仲淹出生后不久，父親即在徐州去世，母親帶著他改嫁到了山東長山縣朱家，范仲淹也更名為朱說。一次，他看到朱家兄弟生活糜爛，忍不住規勸了幾句。可朱家兄弟脫口說道：“我花的是朱家的錢，關你什麼事？”這件事對范仲淹的刺激很大，於是毅然辭別母親獨自到南京應天府書院（北宋南京為今河南商丘市）求學。當時，南京留守的兒子也在這裡讀書，他看到范仲淹雖然窮得經常挨餓，但是卻安於貧困，刻苦攻讀，既同情又欽佩，就送給他一些錢來改善生活，可是卻被范仲淹直言謝絕。后來，此人又從家裡帶給他美酒和佳肴，范仲淹見其心誠，不忍拂其美意，就高興地收下了。可過了幾天，此人再來看他時，卻發現這些飯菜都已發霉了，原來范仲淹一點兒也沒吃。他非常生氣，認為范仲淹是看不起他。范仲淹就說了這樣一席話：“不是我不領你的情，只是我已經習慣粗茶淡飯了，如果現在就享受這種美食，以后還能安於平素的生活嗎？”此時范仲淹隻有二十來歲，能有如此的清醒和意志力實為不易，此人頓時怒意全消，心服口服。

始終保持一份警覺，以防隨波逐流。春秋戰國時期，王綱解紐，禮崩樂壞，貴族生活腐朽，奢靡之風盛行，而齊相晏嬰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平時隻穿粗布衣服，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國或參加盛典時穿，並且一直穿了三十多年。平時上朝，他總是乘坐一輛破舊車子，有時甚至步行。齊景公覺得他乘坐的車馬與他的身份太不相稱了，便多次派人送去新車駿馬，都被他拒絕了。齊景公很不高興，晏嬰說：“您讓我管理全國的官吏，我深感責任重大。平時，我反對奢侈浪費，要求他們節衣縮食，以減輕百姓負擔。我若乘坐好車好馬，百官便會上行下效，奢侈之風就會流傳開來。真到了那個時候，恐怕就再也無法禁止了。”晏嬰的相府地處鬧市，且陰暗狹窄。齊景公提出要為他修造僻靜寬敞的新宅院，也被晏嬰婉拒。齊景公趁其出使之際，為他新建了一處豪華府第。晏嬰回來后，馬上從新相府搬回了原來的住處，同時將新相府加以改造，分給了原來住在那兒的人。司馬遷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假如晏子還活著，我就是為他執鞭駕車，也是心向往之啊！”

永遠保持一份定力，以防陷入泥潭。公元1275年，蒙古大軍兵臨臨安城下，文天祥立即散盡家財，招募士兵勤王護駕。他大義凜然地表示：“國家養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真是忠肝義膽，擲地可做金石聲，他要以身殉國來感召天下義士，同赴國難，共扶社稷。文天祥的大軍，抱定必死信念，一度收復不少失地，不幸的是，由於眾寡懸殊，文天祥被俘。元世祖忽必烈敬重文天祥是個忠義之士，便想勸降文天祥。他開出非常具有誘惑力的優厚條件，許以宰相之職，投降便能保住性命，投降便能獲得榮華富貴。生死乃人生之大事，但堅持忠義比生死更為重要，在生死義利的考驗前，文天祥保持了自己的定力，為人世間留下一曲“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絕唱，成為中華民族世代敬仰的人格典范。

人非聖賢，誰無所好？但有所節制，不被其所累，就是真正的智者和勇者。因為他們懂得，越是充滿誘惑的東西越具有危險性，魚竿之下一條條拼命掙扎的獵物就是痴於“所溺”才橫在案板上的，特別是悄無聲息卻透入骨髓的誘惑，則更為可怕，由於其小，以“忽微”之狀出現，故不引人注目，因而也更容易喪失警惕，待到玉山將傾，禍患臨頭之時，則已無藥可救，悔之莫及。因此，智勇之士又豈能不心生惕然，如履如臨，以防被“所溺”吞噬呢？

( 編輯：王春春   送簽：王春春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