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與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遵義會議后，全黨真正深刻認識到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重大意義並成為自覺行動還經歷了一個過程。“延安時期，為了解決黨內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義等問題，我們黨開展了大規模的整風運動，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戰勝利和全國解放奠定了強大思想政治基礎”。作為一次全黨范圍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延安整風教育全黨學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使全黨真正理解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及列寧關於黨是“無產者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的建黨思想，從而推動了全黨的團結和統一。

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提上了歷史議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各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民各組織間的關系“基本上是團結的”，因此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爭得以開展，廣大民眾得以發動，根據地得以建立和堅持。但由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遺毒，黨政軍民關系中還存在不協調與不統一的現象，黨的領導也存在不夠全面有力的問題，嚴重影響了黨對錯綜復雜局面的應對和黨的事業的推進，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提上了歷史議程。

首先，反對黨內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必然。土地革命時期，為了革命的生存和發展需要，黨領導創建了眾多農村革命根據地。但在分散和彼此間不相接觸或接觸甚少的情況下，就出現了帶有小團體主義和宗派主義性質的錯誤傾向。宗派主義的存在和發展對黨的團結和革命事業的發展具有很大的破壞性和消極作用，對黨的統一領導和黨的領導核心的形成起著負面作用。到延安整風開始時，由於歷次錯誤路線的影響，特別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黨內還有宗派主義的殘余。對這一問題，直到1944年4月毛澤東同志在《學習和時局》中依然強調：“目前在我們黨內嚴重地存在和幾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帶著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

其次，應對愈益殘酷與艱苦的敵后斗爭的需要。隨著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到來，敵人掃蕩更加頻繁，戰爭的間隙縮短，封鎖線與據點增強，使得黨領導的各敵后抗日根據地受到不斷摧殘與割裂，上下級聯系極端困難，地區性、游擊性大大增加。在這種情況之下，就要求每一地區的領導更加統一與集中，1941年2月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頒發《軍政委員會條例》規定，游擊戰爭的環境與部隊的分散行動，要求一定限度的集體領導與一定限度的集中指揮，為此目的，在軍、師、旅、團及縱隊、支隊、軍區、分區等級成立軍政委員會，作為每級的集體領導機關。可見，隻有在統一的方針與統一的意志下，各根據地才能在極其復雜困難的環境中發揮黨政軍民的共同力量，直至取得最后勝利。

再次，糾正實際工作中出現的錯誤認識的需要。1940年3月，抗日根據地各級民主政權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貫徹執行“三三制”原則，嚴格遵守政權機構中黨員數量不超過三分之一，有時超過還要退出。這就使得有人認為，在“三三制”政權建設中，共產黨沒有取得優勢的必要﹔在有政權的地區，有無黨員和黨的組織無關緊要，等等。而類似錯誤認識，都屬於“取消黨的變相說法”。事實上，“三三制”實行后，黨員的數量在政權系統中雖然減少，然而領導的責任卻加重了。因此，隻有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才能糾正各種錯誤認識，保護廣大人民的利益，才能避免臃腫不靈之弊，使黨的各項政策被貫徹到底。

最后，提高黨的局部執政能力的新要求。這個時期，黨已經成為群眾性大黨，不僅要領導自身的建設，還要負責根據地內的政府、軍事、群眾、經濟、技術、文化等工作。但在這些工作開展的過程中，出現了政府、軍隊、群眾團體各自為政、不尊重地方黨委的現象，嚴重損害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如1940年陝甘寧邊區經濟出現困難之后，邊區黨委和行政之間在關於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尤其是關於開源還是節流問題上矛盾突出。1940年9月，負責領導陝甘寧邊區工作的任弼時同志就指出：“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是相當嚴重的，特別在邊區一級的黨政軍民學中。”

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成為黨的建設與發展的必然選擇

1941年5月，毛澤東同志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演講，標志著延安整風拉開了帷幕，也意味著中共中央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基礎上開始全面針對黨政軍民學之間矛盾的處理與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加強。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建黨以來第一份以增強黨性為主題的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強調“沒有這樣堅強統一的、集中的黨，便不能應付革命過程中長期殘酷復雜的斗爭，便不能實現我們所擔負的偉大歷史任務”。應當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不允許任何黨員與任何地方黨部有標新立異、自成系統及對全國性問題任意對外發表主張的現象。這一決定，既與一段時間以來管黨治黨“失之於寬”有關，也直接與黨在應對和處理年初的皖南事變中出現的問題相關聯。皖南事變發生后，黨內各方通電及指示中有些與中央步驟不適合、不統一，故2月2日中央書記處要求：各中央局及八路軍新四軍各級將領各級政治部，“對外發表宣言、通電，對內發表指示，凡有全國意義的必須與黨中央及中央軍委的步驟相適合”。5月25日，中央書記處在《中央關於統一各根據地內對外宣傳的指示》中指出，從近幾月中各根據地的廣播與戰報來看，黨的對外宣傳是不適合於這個要求的，再次鄭重提出統一對外宣傳及採取慎重處事的態度要求。

1942年2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中央在二月、三月兩個月內研究討論十一個重要問題的議程，其中就包括黨政軍民關系的指示。經長達半年的研討和醞釀，8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民關系》草案。王稼祥同志在說明中指出：抗戰以來，根據地的黨、軍隊與黨政軍委員會形成“三權鼎立”，現在要解決此問題，一方面從思想上解決﹔另一方面從組織上解決。解決的主要方針和中心思想是：縮減軍權，提高政權，調整黨政軍民的關系。他在發言中指出，過去地方黨委隻管地方上問題，對軍隊工作領導差﹔中央也沒有規定地方黨委與正規軍的關系。“現在地區分割，地方黨更要建立一元化領導，以黨為核心來領導整個黨政軍民工作。”建議把草案改為“黨對軍政民領導關系問題的決定”，以“說明以黨為領導中心”。8月22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整頓三風、精兵簡政和陝甘寧邊區工作問題發言：總的目標是整頓三風、精兵簡政，辦法是五整，即整軍、整政、整黨、整財、整關系，而整關系，就是關於黨政軍民學之間的關系。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規定於9月1日發出，故又稱“九一”決定。“九一”決定首先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建黨的一條最高的組織原則：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其次，確定了集中統一領導的內涵：一是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二是表現在上下級關系上，即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必須絕對遵守，不能把黨的指示當作“參考資料”或當作“教條”。再次，對黨政之間關系作了要求：黨對政權系統的領導，應該是原則的、政策的、大政方針的領導，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辦。最后，重申了對外宣傳的要求。

在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過程中，中央領導集體與黨的領導核心的形成既是必然要求，也是必然結果。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鑒於很多根據地機關龐大、系統分立、單位太多、指揮不便等現狀，決定在軍區、分區兩級建立領導核心，軍區建立領導一切的區黨委或中央分局，隻留三個主要負責人，分負黨委、政府、軍隊責任，其中一人為書記，是領導核心。這一指示的相關規定，從根本上解決了各根據地某種程度上“群龍無首”的問題。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決定指出：中央機構調整的目的，“在於使中央機構更加簡便與靈活，使事權更加統一與集中，以達到更能增強中央的領導效能”。會議決定毛澤東同志為政治局主席和書記處主席，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同志組成中央書記處，書記處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這是中央領導集體與黨的領導核心形成的重要一步。

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在西北局的模范推行

1942年10月19日，按照中央安排，西北局高干會召開，會議至翌年1月14日結束。11月16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在關於整黨問題的講話中指出：要實現黨的一元化領導，首先要反對鬧獨立性的傾向。地方黨委除黨務外，還要管黨政軍民四個方面的工作。領導的責任是指明方向，協調關系，幫助各方面做好工作﹔千萬不要把軍隊、政府、民眾團體的事統統攬起來，包辦代替，指手畫腳。11月，毛澤東同志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情況，講了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其中對第一條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毛澤東同志指出：執行這一條，就要領導一元化，承認中央的“九一”決定，黨要領導軍隊、政府和民眾團體。1943年1月，任弼時同志作了《關於幾個問題的意見》的長篇講演，對黨的一元化領導進行了集中闡釋。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來講，這次會議是對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具體落實與推進，正如任弼時同志所言：“這次會議以后，以西北局為核心的一元化領導，在邊區應該是能夠很鞏固地建立起來的。”

在此影響下，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在陝甘寧邊區迅速形成推廣開來。1月5日，中共關中分委宣傳部就向各縣發出指示：為執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各縣區應即研究中央“九一”決定。2月24日，三邊分區和定邊縣黨政干部擴大聯席會議開幕，會上傳達了西北局高干會討論的問題，檢查了過去工作中某些自由主義、鬧獨立性等不良傾向，並且確定了以地委為中心的一元化領導。

針對黨的一元化領導中存在的問題，西北局進行了逐一解決。在與民眾團體關系方面，1943年5月西北局民委草擬了西北局對邊區群眾工作的指示草稿，其中列舉了民眾團體與黨組織之間的不正常關系，並根據西北局高干會精神對群眾組織的性質與任務、黨要加強對群眾工作的領導等作了具體指示，強調要克服兩種錯誤傾向，即“完全克服群眾工作干部向黨鬧獨立性的傾向，和對群眾工作包辦代替或不管的傾向”。在對外宣傳方面，6月21日，西北局發出關於建立黨務廣播的通知，規定政府范圍、軍隊范圍、調查研究室范圍、組織部范圍、宣傳部范圍、民眾團體范圍的黨務廣播稿件首先由各自負責人審閱簽字后，經西北局書記最后審閱簽字才能發，其中有關政策的稿件，須經任弼時同志審閱﹔西北局有關全國性的黨務廣播，均交中央黨務廣播電台播發，純屬邊區地方性質的，則由西北局黨務廣播台播發。在與軍隊關系方面，針對存在的一些妨害團結統一的思想和做法，如“軍權高於一切”的極端錯誤思想，陝甘寧邊區開展了擁軍運動月，軍隊方面也開展了擁政愛民運動月，而這兩種運動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配合進行”。在經濟工作的領導方面，針對作為陝甘寧邊區經濟支柱性行業的食鹽行業中某些干部不尊重、不接受地方黨政領導的現象，西北局於7月23日規定：“各地鹽業機關均歸該地黨政領導，后者在其上級決定的方針及政策下，對所屬鹽業機關有全權管理的責任。”

經過將近一年的努力，1943年底，陝甘寧邊區和各分區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取得積極成效，保証了全黨行動的統一，從而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當然，黨政軍民學關系的調整與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實現依然有一些不夠的地方，諸如黨對軍隊及財經部門的領導還抓得不緊﹔政府方面個別地方仍存在強調政府系統一元化、不顧及黨的一元化領導現象等。

對於上述問題，西北局給出的解決方案是：一是繼續進行系統教育，使得干部對黨的一元化領導思想有進一步深刻認識，糾正各種誤解和偏向，對一元化領導從被動的組織上服從轉變為主動的自覺的服從，從上層組織和干部深入到下層組織和干部中。二是在組織上進一步加強黨對各方面的領導，特別是對軍隊和財經部門的領導。如1943年11月20日，西北局規定：凡有關財經的重要問題，財經委員會必須提交西北局討論決定，方能執行。三是黨要更能掌握全局、領導各方面工作，使實際問題獲得恰當的正確的處理，並在這些實際工作中樹立黨的堅強領導作用和威信。總之，延安整風的推進對黨內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進行了進一步清理，對黨的建設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全面加強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奪取抗戰勝利和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

（作者：譚虎娃，系陝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 編輯：賈澤娟   送簽：陳誠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