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來讀書“亦是一大幸福”

蔡尚思（1905—2008年），福建德化人，號中睿，著名史學家、思想家。曾任上海大夏大學講師，復旦大學、滬江大學、光華大學教授，滬江大學、復旦大學副校長。百歲人生，著作等身，出版有《蔡尚思文集》《蔡尚思全集》（八冊）等，后者收錄專著20余部，代表性學術文章200余篇，共計400多萬字。在這許多專著中，究竟什麼是蔡尚思的代表作，他曾寫道：若以兩部計，則為《中國思想研究法》和《中國禮教思想史》﹔若以五部計，則另加《王船山思想體系》《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論》《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論》。蔡尚思曾將其一生的學術生涯，總結為兩句話：“從苦中來，唯民是尊。終難畢業，永葆青春。”

若不掌握全部資料絕不輕易下筆

蔡尚思一生酷愛讀書，與書籍結下了不解之緣。幼少年時期，他就在鄉下私塾背誦了《三字經》《四書》《孝經》等。后去永春，開始讀經部《易》《書》《詩》《禮記》等，史部《史記》《漢書》等，子部《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韓非子》等，以及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曾鞏、“三蘇”等名家的集部著作，還有唐詩、宋詞等集著，打下了深厚的治學基礎。這種好讀書的習慣，蔡尚思一直保持到老。耄耋之年，他仍然手不釋卷，每造府拜訪，隻見他正襟危坐，目不旁視，苦讀不倦。桌子上、板凳上、地板上以至樓梯旁，都堆滿了各類書籍，身無立足之地。蔡尚思對學人及后學亦多有苦讀的要求：或稱贊，“這個人還是讀了幾本書的”﹔或曰，“此人不讀書，尚空談”。他在自傳中提到：老來讀書“亦是一大幸福也”。

由於經常讀書，蔡尚思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種“竭澤而漁”的學習方法。每研究一個課題、寫一篇文章，若不掌握全部資料絕不輕易下筆、妄下結論。正如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在《王船山思想體系》一書序言中所說：“別人往往隻看過船山著作的一部分，遽爾發為議論，而此書作者則是把將近五百萬字的《船山遺書》從頭到尾通讀了一遍，分類摘出原始資料后才根據這些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從而得出結論，寫成這部書的。”蔡尚思的多數著作都是採用這種方法完成的。1934年至1935年，他在南京龍蟠裡國學圖書館住讀，日夜苦學，遍讀該館手批《圖書總目》集部五大冊中從漢代到民初除詩詞賦曲以外的全部前人文集，摘出資料達200多萬字。當時任館長的史學家柳詒徵嘆曰：“如此苦讀集部，前無古人，后亦恐無來者。”其產生的成果，即為《中國思想研究法》。1988年至1989年，他在復旦大學圖書館走讀，補充搜集禮教思想資料。其產生的成果，即為《中國禮教思想史》。

“創天下之所無，反對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蔡尚思常言：“治學意志堅，自甘做異端。”在學術研究中，他總是直陳己見，不人雲亦雲、不迷信前人，不害怕孤立、不隨風使舵，對問題有鍥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他在書房挂有一幀自勉條幅，為袁枚語：“創天下之所無，反對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中國思想研究法》動筆於1934年，脫稿於1937年，1939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年之內再版4次。柳詒徵評價：“其博貫獨到處，語語石破天驚，洵為並時無兩之巨著。”史學家顧頡剛在為此書的序中也表示：“要之，其學也博，其思也慎，其辯也明，其行也篤，凡昔人嘆為大難者，君並有焉。”此書出版時，還有蔡元培、蔣維喬、陳中凡等許多名家作序，在學界影響深遠。蔡尚思研究思想史而搜羅資料，偏重於集部，並糾正了歷代史書中眾多史實錯誤，故能成此巨著，此為《中國思想研究法》對中國學術思想界的一大貢獻。

禮教思想統治和影響中華民族2000余年，但當時的相關探討著述卻寥若星辰。蔡尚思著《中國禮教思想史》的出版，是其一生心血的結晶。此書內容論述以人物為主，基本上一人一節，收入各方代表人物160余人。其規模之宏大、資料之詳盡、觀點之獨到，為有關著作之罕見。故它與《中國思想研究法》可稱之為“姐妹篇”，填補了中國禮教思想領域的研究空白。

以時代為導向開展學術研究

蔡尚思在自傳中曾說：“我的學術思想同這個大時代的關系是分不開的。”這個論斷，完全符合辯証唯物論，符合他自身學術思想的發展規律。

任何文章著述都受歷史制約，留有時代、個人的烙印。蔡尚思始終堅持對封建舊傳統思想持批評態度，這也有時代的、個人的原因。民國初年，以陳獨秀為“總司令”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李大釗提出孔子主義就是綱常名教﹔魯迅的《狂人日記》控訴封建道德“吃人”的本質﹔吳虞發表了《吃人與禮教》一文。蔡尚思始終關注國家興亡，在此后的一段時期，他出版了《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正補編）等著作，矛頭直指蔣介石、戴季陶國民黨當局發動的“尊孔讀經”運動。同時，他還以進步教授的身份，發起愛國學術團體，應援全國的民主解放運動。他和張志讓、沈體蘭、周予同組織領導的上海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黨的外圍組織）活動，成為上海民主運動的一面旗幟，密切配合著中國共產黨的解放戰爭。

據筆者為其編的《著述系年》記載，蔡尚思的諸多學術研究成果是在改革開放后，尤其是1988年從復旦大學副校長崗位退休后取得的。其間，他發表的《解放思想 開展爭鳴》《歷史學科研究應有大的突破》《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歷史經驗》等文章達百余篇，也無不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與時俱進所產生的學術成果。

做學問有六個要不得

除採用“竭澤而漁”式搜集資料的治學方法外，蔡尚思還結合本人學術研究經歷，現身說法，向筆者等學人傳授治學經驗。

1983年，蔡尚思在《高教戰線》第8期上專門發表了《做學問的六個要不得》一文。在具體解釋“六個要不得”時，他這樣寫道：“在民國時代，婦女的足有小足（即纏足）、放足（纏后再補）與天足的不同，我們做學問，也可作如是觀。”他反對六種做學問的方式，其中，“小足式的做學問”是指做學問缺乏博大的基礎，只是孤立地研究問題。“瞎子式的做學問”，即是對隻知間接讀書而不直接讀書者一味盲從、迷信權威學者的形象化比喻。關於“頂峰式的做學問”，他認為“高峰再高也有頂點，人們做學問卻沒有頂點，也不應該有什麼頂點。“市面行情式的做學問”，指做學問時投機取巧、迎合遷就的不良風氣。“隱惡揚善式的做學問”，指做學問、寫史書、當新聞記者的報喜不報憂。最后一種“述而不作式的做學問”，即后人對前人的文化遺產不加批判地全盤繼承，對此，他強調正確的態度必須是有批判地繼承，且在繼承之后還必須有新的創造與增益，即應當“述而又作”，在述古的基礎上有所創作，代代人人如此，才能有進化史、發展史之可言。

( 編輯：賈澤娟   送簽：陳誠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