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大地賦我們無窮力量

一棵大樹如何才能枝繁葉茂？唯有舒展根須不斷向大地汲取營養﹔一條江河如何才能奔流不息？唯有敞開胸襟吸納每一顆雨滴﹔一個大黨如何才能永葆青春？唯有扑下身子融入人民。

春三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伴著和煦惠風，千百萬黨員干部帶著察民情、知民意、集民智、解民憂的責任感，一腳泥水踏進了田埂，躬身禮賢走進了裡弄小巷。

調查研究，是鞏固黨的執政之基的根本，是保持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紐帶。在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在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開展此次大調研，意義非凡：

這是極具遠見的調研。黨的二十大擘畫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目標至偉，需要我們繼續沿著正確的路徑步履不息。通過調查研究，可以更好錨定方向、把准脈搏、直面問題，確保我們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開局第一步踩得准、踏得實。

這是極不尋常的調研。過去三年，我們進行了驚心動魄的抗疫大戰、經受了艱苦卓絕的歷史大考，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跡。在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決定性勝利的關鍵當口，通過調查研究，可以更好聚焦高質量發展，掃清前進道路上的堵點淤點難點，滿懷豪情走向新的勝利。

這是極富雄心的調研。在國際風雲激蕩、亂象叢生之際，中國以“風景這邊獨好”贏得世界矚目，卻有少數國家謀求對我斷鏈、脫鉤、打壓。面對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通過調查研究，可以更好探求應對變局的思路和辦法，在以變應變中增強走中國道路的信心、決心和底氣。

這是極有深意的調研。黨中央把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作為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通過調查研究，可以更好感悟這一重要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偉力，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學會運用黨的創新理論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不斷提高履職本領、強化責任擔當。

時代呼喚調查研究！

人民擁護調查研究！

歷史銘記調查研究！

一

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特質。馬克思主義就是在調查與研究中萌發和誕生的。

在思想史上，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人類社會的本質，即“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認為“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隻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

通俗地說，馬克思明確主張，解決重大理論問題必須是從調查研究中來。

正是在這一實踐觀的指導下，馬克思高度重視對工人階級狀況的調查，於1866年編寫了《普通的勞動統計大綱》，1880年又面向法國工人階級設計出包含99個問題的工人調查表。而較早時候，恩格斯也正廣泛地與工人階級交朋友。他用21個月的時間走訪了以倫敦和曼徹斯特為中心的十幾個城市和鄉鎮，走遍了曼徹斯特每一個工人居住區，最終於1845年寫出著名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時就善於運用調查研究的武器，不斷探索自己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的醞釀和成立，就是建立在黨的創始人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深入調查、深刻理解之上。陳獨秀自日本留學歸來后穿梭於北平上海、農村城市，遍察民間疾苦﹔李大釗以北大教授的身份，經常到長辛店的工人間進行調查研究，成為廣大工人的知心朋友。正是因為調查研究，成就了一段“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領導人念茲在茲、躬而行之的寶貴品格和優良傳統。從遍地烽煙的戰爭歲月到激情澎湃的建設時期，從如火如荼的改革開放年代到自信自強的建設現代化征程，正是靠著“調查研究”這個法寶，我們黨的幾代領導人，帶領全黨、帶領全國，創榛辟莽、開拓前行，克服一個個困難，解決一個個問題，在看似沒有道路的地方探出了全新道路，對看似沒有答案的問題作出了全新解答，創造了驚天動地的人間奇跡，書寫了彪炳史冊的壯麗篇章！

關於調查研究，毛澤東同志給我們留下許多影響深遠的著名論斷：調查研究極為重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

這些在血與火的斗爭中淬煉出的箴言，不僅指導了毛澤東的革命實踐，也成為共產黨人的寶貴財富。

縱觀毛澤東光輝燦爛的一生，“知行合一”在他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他的遠見卓識，來自於對中國國情的深刻洞悉﹔他的每一步，都堅實地踏在中國大地上。正是通過調查研究，他找到了真理，形成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科學思想。

據湖南黨史陳列館資料統計，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開展的調查研究，能統計到的不下60次﹔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他到各地調研，有文獻記載的不下57次、約2851天。也就是說，新中國成立后他有約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調研。

有人重溫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段險象環生的革命歲月時，曾發出這樣的疑問：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一次次奮爭，一次次失敗，隻剩下幾百杆槍的中國共產黨，被籠罩在“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質疑聲中，毛澤東哪兒來的定力，一頭扎進江西尋烏、興國等地，先后做了十幾個系統的調查？

這是因為，毛澤東有著自己的信條：“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

在與農民老鄉的交談中，在鄉村阡陌的行走中，他深思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富有遠見地回答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個重大問題。他看到，中國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並寫下了這樣充滿詩意的預言：“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不僅在至暗歲月裡為我們黨撕開一道絕處逢生的光隙，更讓全黨堅定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如磐信念！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開啟了新的“趕考之路”。就在開國大典的當月，針對當時的綏遠省有關干部在開展工作和搞生產建設過程中出現不了解情況、不懂業務和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等問題，毛澤東說：“我們有許多同志，對新情況、新事物不作調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貨就不識貨，這怎麼能辦好事情呢？”他明確提出，我們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況”“懂得新的工作方法”。

有人不解：革命都勝利了，為什麼還要強調調查研究？

因為毛澤東清醒地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從局部執政走向全國執政，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局面和更為復雜的世界。如何向世界証明“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唯有調查研究！

在黨的八大召開前，他利用一個半月的時間，每天談一個部門，先后找了34個部門的同志，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論十大關系》這篇光輝文獻，至今讀來仍然膾炙人口，閃耀著思想的光芒。

正是毛澤東的大力倡導和身體力行，我們黨的調查研究傳統和作風得以形成並不斷發展。

鄧小平同志也高度重視調查研究，他強調：要把調查研究作為永遠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領導者必須多干實事，那種隻靠發指示、說空話過日子的壞作風，一定要轉變過來。

鄧小平的調查研究，處處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敢於決斷的擔當。

上個世紀60年代，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處於艱難探索的階段，“辦大食堂”曾經紅火過一陣，但這種平均主義不久就暴露出弊端。為摸清問題、解開症結，鄧小平來到北京郊區順義縣開展調研，分別召開縣、公社和生產隊三級干部座談會，到農民家裡了解真實生活情況，深入實地進行現場察看，作出“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結論，為中央進一步調整農村政策提供了重要實踐依據。搞“工業七十條”也是如此。他連續11天調研鞍鋼生產、考察大慶油田等，反復強調，要照顧原則、不要照顧面子，凡是辦不到的，不管原來是哪個人說的，站不住就改。20年后，鄧小平回憶此事，還深有感觸地說：“當時毛澤東同志對‘工業七十條’很滿意，很贊賞。他說，我們終究搞出一些章法來了。”

正是因為調研，讓他見微知著，洞觀道路、明辨方向。鄧小平的“北方談話”“南方談話”，對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1978年5月，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發出思想解放的先聲。光明日報刊發這篇文章，得到了鄧小平的全力支持。由此引發的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拉開了思想解放與改革開放的歷史帷幕，被學界認為是與五四運動、延安整風並列的現代中國“三次最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之一。

關於真理標准問題討論引發的廣泛社會反響，更堅定了鄧小平調查研究的決心。9月，他出訪歸來，即赴北方四省一市開展調研。8天時間，他深入本溪、大慶、哈爾濱、長春、沈陽、鞍山、唐山、天津等地，邊走、邊思、邊談，他形象地自稱“我是到處點火”。

他點的火，是促進全黨思想大解放的“火”：讓我們逐步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他點的火，是促進全黨團結奮進的“火”：作出了“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斷﹔

他點的火，是促進全黨銳意改革的“火”：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礎。

1992年初，在黨和國家發展的又一個關鍵時刻，88歲高齡的鄧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調研。一個多月時間裡，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談。他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次調研談話闡發的一系列全新論斷，驅散了長期困擾人們的思想迷霧。“東方風來滿眼春”，這股強勁的東風，把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我黨的領導人，無不重視調查研究。

江澤民同志指出“歷史經驗說明，各種問題的解決都取決正確的決策，而正確的決策來源於對客觀實際的周密調查研究。如果不了解實際情況，憑老經驗、想當然、拍腦袋，把自己的主觀願望當作客觀現實，就不可能作出正確的決策。”

胡錦濤同志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一線，圍繞改革發展穩定的一些重要問題，開展系統的調查研究，了解真實情況，掌握工作主動權。”

習近平總書記曉喻全黨：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他說，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就沒有決策權﹔正確的決策離不開調查研究，正確的貫徹落實同樣也離不開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是獲得真知灼見的源頭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這些重要指示，深刻闡明了調查研究的極端重要性，為全黨大興調查研究、做好各項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開展調查研究，伴隨著習近平同志工作實踐的全過程。在正定工作3年，他走遍了全縣25個鄉鎮、221個村，帶動全縣調查研究如火如荼開展﹔剛到寧德工作不久，他即利用1個月時間跑遍閩東9個縣，形成了《擺脫貧困》的開篇之作《弱鳥如何先飛——閩東九縣調查隨感》﹔在福州工作期間，他以調查研究開路，深入思考發展問題，通過萬人答卷、千人調研、百人論証，制定出台了《福州市20年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設想》，“3820”戰略工程為福州跨世紀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到浙江任職后，他兩個多月就走遍全省11個地級市，一年時間走遍全省90個縣（市、區），長期堅持至少每周都安排一次調研。淳安縣楓樹嶺鎮下姜村，是習近平同志的聯系點。他基本上每年都回到村裡考察，開“問診會”、謀“發展策”，使這個藏在深山褶皺裡的鄉村，從“土牆房、半年糧、有女莫嫁下姜郎”變成遠近聞名的“綠富美”。

正是細致、扎實、深入的調查研究，鋪就了浙江發展的謀事之基、成事之道——習近平同志先后提出“八八戰略”、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生態浙江等重大部署。錢江潮涌，奔騰入海。欣欣向榮的之江大地，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萌發地。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足跡遍布大江南北，調研開路、步履不停，了解基層群眾所思所想所盼，發現問題、認識國情、探求規律，不斷豐富發展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方略，找到了許多“啃硬骨頭”的有效辦法、“過險灘”的具體路徑，在廣袤的土地上、在廣闊的視野下，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二

調查研究是感性與理性相互啟發、實踐與理論相互激發的過程。調查是感性的認知、實踐的積累，研究是思辨的總結、理論的升華。

正確的道路，從來都是深埋在國情的土壤之中。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和發展強大，應該走什麼路、怎麼走，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調查研究，廓清了玉宇，拂去了塵埃，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最困難、最要緊的歲月，提供了正確的指引。從井岡山、中央蘇區到延安，從工農武裝割據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於進行理論總結的政黨，黨在調查研究中發現了調查研究的巨大價值。

1941年8月，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印發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這是我們黨第一個關於調查研究的專門文件﹔設立調查研究局，這是中央第一個專責調查研究的部門，毛澤東任局長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任弼時任副局長。毛澤東以戰略家的高瞻遠矚，發人深省地告誡黨的高級干部：“不調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國亡黨亡頭。”

調查研究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制度被確立起來，並迅速在黨內蔚然成風。張聞天率領的農村工作調查團，深入陝北、晉西幾十個村庄城鎮開展了為期一年的調研，完成了一批有影響的調研報告，寫成給中央的報告《出發歸來記》受到毛澤東高度重視。林伯渠率調查團到安塞、志丹等縣調研，寫下《農村十日》。李卓然帶領調查組走遍固臨縣2區4鄉12村，形成十余萬字的《固臨調查》。中央調查研究局第四分局（調查研究室）在一年多時間裡，搜集772萬字的資料，編印81.5萬字的材料。這些豐富的調研成果，對當時中央正確制定政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上世紀60年代初期，面對國內經濟遭受困難的嚴峻形勢，毛澤東幾次號召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並決定在1961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中央領導同志紛紛走出中南海，劉少奇到湖南農村、周恩來到河北武安縣、朱德到豫川陝冀等省、陳雲到上海青浦及江浙地區開展調研。他們摸實情、聽民意，為國民經濟調整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為最終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提供了科學依據。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篇章，調查研究成為翻開這歷史新頁的強大驅動力。

如果說改革開放是春天的一首贊歌，那麼調查研究就是最先奏響的音符。以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破題，以調查研究開路，在鄧小平的大力倡導和率先垂范下，我們黨開啟了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內地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的艱辛探索。

如何讓幾億農村人口吃飽肚子，這是讓中國人民富起來必須解答的第一道難題——

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裡同志，走遍鄉村田野，苦苦尋找著答案。在農民家裡，嘗到難以下咽的食物，聽到農民說吃飽肚子是唯一要求，他流下了熱淚﹔在肥西縣山南公社、鳳陽縣小崗村，看到自發嘗試的“包產到戶”讓農民嘗到甜頭，他給予了堅定支持。安徽率先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中國改革的第一個突破口。

可以說，沒有深入的調查研究，就不可能了解農民的所思所盼﹔沒有深入的調查研究，就不可能擁有改革舊體制的膽識魄力﹔沒有深入的調查研究，就不可能造就農村改革春潮涌動的喜人景象。

1978年4月，年已65歲的習仲勛同志被派往廣東主持省委省政府工作。他把調查研究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第一招，足跡遍布南粵大地，曾一次調研就先后至梅縣、汕頭、惠陽地區的21個縣﹔登高遠望，不遠處國際大都市香港的興盛繁華，給他帶來強烈沖擊。一個極具戰略遠見的構想在腦海裡逐漸形成，他建言中央並牽頭主持創建了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由此，中國向世界打開了開放之門。

可以說，正是基於調查研究，我們黨看清了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看清了我們面臨的被開除“球籍”的危險，看清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正是基於這一個個“看清了”，我們才如此義無反顧地走上改革開放之路。

如何跟上並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這是讓中國人民強起來必須解決的又一個重大問題——

1986年3月3日，由著名科學家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四人聯合提出的關於跟蹤世界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送到中南海，引起鄧小平的高度重視。他迅速指示“找些專家和有關負責同志討論，提出意見，以憑決策”。此后，經全國200多位科學家歷時大半年的調研論証，最終形成《關於高新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的報告》，被稱為“863計劃”。這項戰略性計劃實施30年，有力地促進了中國戰略性高技術及其產業發展，成為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上的一面旗幟。今天，我們引以為自豪的中國空間站遨游太空、超級計算機速度領先世界、載人深潛器不斷挑戰海洋深度，甚至我們日常飯碗中的超級優質稻米，都是“863計劃”結出的碩果。

我們敬仰的改革先鋒人物，都是在調查研究方面下足了功夫，才邁出改革探索的關鍵一步。曾任浙江義烏縣委書記的謝高華，不知跑壞了多少雙鞋子，才毅然拍板給路邊攤市場開了綠燈。可以說，從“雞毛換糖”到“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支撐義烏這一蝶變的“四梁八柱”就是調查研究。我國農村改革重大決策的參與者杜潤生，不僅自己帶頭開展調研，還組織一大批農口干部下農村調研，他於上世紀80年代連續主持起草的5個中央一號文件，對推動中國農村改革特別是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和鞏固產生了重要影響。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一生致力於宏觀經濟政策研究，走過數不清的城鎮鄉村，他提出的關於股份制改革、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非公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等思考和建議，為我國經濟改革發展和制度創新作出了突出貢獻。

無數事實証明：中國革命的每一次成功，都離不開調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每一步探索，都鐫刻著調查研究﹔我們社會主義巍巍大廈的基座，就是調查研究！

三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調查研究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工具，始終牢牢抓在手上。

這是新時代開啟之時面臨的嚴峻現實：尚有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貧困發生率為10.2%，比全球90%以上國家的人口都多。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如何讓近億人擺脫貧困、過上衣食無虞的生活，與全國人民一道走上共同富裕之路？這是共產黨人的責任，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最深切的牽挂。帶著這個重大使命，總書記踏上調研問計之路，以不停歇的腳步丈量著貧困的各個角落，年年去、常常去，掀開老鄉的鍋蓋，摸摸老鄉的被褥，拉著老鄉的手嘮嘮家常，訪貧問苦的每個細節都融入“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使命和情懷。

歷史的天空留下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場景——

在河北省阜平縣駱駝灣村和顧家台村，總書記頂風踏雪進村入戶看真貧，發出脫貧攻堅動員令﹔在湖南省花垣縣十八洞村，總書記提出“精准扶貧”的重要理念﹔在江西省井岡山市神山村，總書記和村民們一起算收支賬，動情地說“讓鄉親們日子越過越好”﹔在雲南省貢山縣，總書記擲地有聲地承諾：全面實現小康，一個民族、一個家庭、一個人都不能少……

習近平總書記曾深情回顧，“8年來，我先后7次主持召開中央扶貧工作座談會，50多次調研扶貧工作，走遍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堅持看真貧，堅持了解真扶貧、扶真貧、脫真貧的實際情況”。

打贏脫貧攻堅戰的膽識、智慧、決斷與謀略，就是在這一次次深入調研中醞釀形成的。

25.5萬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以及近200萬名鄉鎮干部和數百萬村干部聞令而動，在調研扶貧、參與扶貧、決戰扶貧中，探索出因村因戶因人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等精准扶貧實在管用的思路和方法。新時代十年，書寫了人類減貧史上的不朽傳奇，迎來了中華民族千年小康夢想一朝得圓的高光時刻。

僅僅小康還不夠，更好的日子需要更好的生態。

長江、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中華民族生於斯、長於斯，世世代代在這裡繁衍生息。

發源於青藏高原，萬古奔騰的長江，出世界屋脊、跨峻嶺險灘、納百川千湖，連接起錦繡壯美的華夏大地﹔奔流不息的黃河，一路沖關奪隘、千折萬轉、縱橫萬裡，匯入茫茫大海。沒有這大江大河，就沒有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

但是，長江病了！我們無休止的索取，使她嚴重透支：航道不暢，魚兒銳減，水質持續惡化，河湖濕地萎縮，曾經美得令人沉醉的沿江兩岸，處處千瘡百孔。

一直體弱多病的黃河，境況更加堪憂。以不足長江7%的水資源總量，承擔了全國12%的人口、17%的耕地的供水任務，任性造湖、支流污染、河灘亂佔亂建、非法採礦採砂，黃河不堪重負。

如何讓母親河安瀾清晏？如何讓母親河永佑子孫？這些年來，習近平總書記的目光始終關注著這大江大河，憂心江河之病，調研謀劃著讓母親河永葆生機活力的發展之道。

總書記連續前往長江上、中、下游調研，分別在重慶、武漢、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他在江邊看、會上講，語重心長：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要設立生態禁區，通過立規矩，倒逼產業轉型升級﹔長江禁漁是件大事，關系30多萬漁民的生計，代價不小，但比起全流域的生態保護還是值得的﹔要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打造區域協調發展新樣板……

經過這些年的努力，長江又美了。不，是更美了！長江鱘、岩原鯉、刀魚、鳤魚等特有珍稀魚類種群持續恢復，“微笑天使”長江江豚頻頻露面，昔日的化工廠區已成草木繁盛的江畔綠地，曾經臟亂差的環境成為人們流連忘返的濱江生態公園，沿江自然保護區中白鶴起舞、天鵝嬉戲。

總書記多次走近黃河實地調研，走遍了黃河上、中、下游9省區，分別在鄭州、濟南主持召開座談會。大河浩蕩，黃河岸邊的勁風，吹拂著他保護母親河的火熱情懷。在深入調研與思考過程中，形成了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擘畫。他反復叮囑，要保護好“中華水塔”﹔明確要求“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強調要精打細算用好水資源，“有多少湯泡多少饃”﹔警示水安全是黃河流域最大的“灰犀牛”，要有始有終、鍥而不舍抓好黃河生態保護工作……

如今的黃河，又呈現了怎樣的姿容？中華水塔水量日趨豐沛﹔昔日千溝萬壑的黃土高坡植被繁茂﹔黃河輸沙量大幅減少，區域主色調歷史性由“黃”轉“綠”﹔曾經的煤焦生產大市、曾經的礦山渣坡，已是綠水青山生機盎然﹔黃河入海口，成了東方白鸛等370多種鳥類的樂園。

大調研催生大戰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的相繼提出，標志著我國“江河戰略”正式確立。自古文明因水而興，我們的母親河將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提供更加豐沛的滋養。

生態之殤，曾經是我們改革進程中的痛。生態文明，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著力最多、用情最深的領域之一。新時代十年，總書記調研生態文明的腳步從來沒有停歇過。推進脫貧攻堅，一直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句話在今天的中國是如此深入人心、婦孺皆知﹔調研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形象地總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對祁連山、秦嶺的生態“瘡疤”深感痛心，多次批示整改，親自前往驗收，警醒黨員干部“我們發展到這個階段，不能踩著西瓜皮往下溜，而是要繼續爬坡過坎”，“生態文明建設並不是說把多少真金白銀捧在手裡，而是為歷史、為子孫后代去做……不能在歷史上留下罵名”。

在雲南洱海、在廣西漓江、在河北塞罕壩、在浙江安吉、在福建武夷山、在海南五指山，總書記和干部群眾共話“保護生態就是發展生產力”，暢想讓“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的自然美景永駐人間。在總書記身體力行持續推進中，美麗中國的大美畫卷正徐徐鋪展開來。

如果說，保護好壯美河山是培厚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沃土，那麼，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是守護中華民族的根與魂。如何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總書記同樣從調查研究中尋找答案。

21年前，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為當地一名文史專家所著《福州古厝》撰寫序言，提出“保護好古建筑、保護好文物就是保存歷史”，由此讓我們深切感受到他對歷史文化的禮敬之心。2003年7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赴良渚調研，提出“良渚遺址是實証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採取有力舉措推動發掘保護工作，一座格局完整、規模宏大的良渚古城得以重現人間，帶給世界意外驚喜。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新時代十年，總書記把保護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方面。在敦煌莫高窟、嘉峪關、雲岡石窟、安陽殷墟，在曲阜孔府、武夷山朱熹園、眉山三蘇祠，在京杭大運河、福州三坊七巷，都留下了調研的足跡。

透過歷史的煙雲，思考“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走過怎樣的路”，他要求一定要重視歷史文化保護傳承，保護好中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脈﹔面對無比豐厚的文化遺產，他強調“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與孔子、朱熹、“三蘇”等對話，感知古代先賢的智慧之光，聆聽歷史深處的渾厚回響，他強調“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范，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要善於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思維”，“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把其中的精華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這些極為重要的調研成果，成為新時代我們黨深化“兩個結合”、堅定“四個自信”、推進“兩創”的共識與行動。

山一程、水一程，迎著風、向著光。在人民之間、在祖國大地，身入、心入、情入，總書記親力親為開展調查研究，為黨中央治國理政提供了不竭的源頭活水，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實踐之基。

四

我們講調查研究，千言萬語，最后還要落到出成果、見真章上。調查研究不僅是工作方法，也是工作態度，更是檢驗黨員干部宗旨意識、黨性觀念、能力作風的“試金石”。

如何搞好調查研究？最近，很多網友不約而同提到《之江新語》的開篇之作《調研工作務求“深、實、細、准、效”》，認為總書記寫於20年前的這篇文章，講透了調查研究的方法論，對今天仍有重要指導意義。

調查研究，切忌作“井中葫蘆”，看上去似乎是下去了，其實卻始終浮在表面上﹔調查研究，切忌“坐著小車轉、隔著玻璃看”，看上去似乎什麼都看到了，其實卻霧裡看花、一片朦朧。

實踐是認識的基礎，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是獲得正確認識的源泉，也是檢驗和深化我們認識的根本所在。高手在民間，群眾最有發言權。調查研究的首要，就是要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正所謂，基層是最好的課堂，人民群眾是最好的老師。坐在辦公室裡全是問題，走到田間地頭全是辦法。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組織一支120多人的調查隊，踏遍那時蘭考縣1800平方公裡土地，把群眾同自然災害斗爭的一點一滴寶貴經驗上升為治理風沙、內澇、鹽鹼“三害”的具體策略，牽住了改變蘭考落后面貌、促進蘭考發展的“牛鼻子”。廖俊波、黃文秀、蘭輝等一大批新時代黨的好干部，全身心投入調研，自覺拜人民為師，向能者求教、向智者問策，創造了人民記得住的業績。

的確，隻有把政治智慧的增長、執政本領的增強，深深扎根於人民的創造性實踐之中，才能不斷把造福人民的事業推向前進。

“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開展調查研究，最寶貴的在於求實。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堅守黨性原則，做到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報喜又報憂，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在脫貧攻堅實踐中，有的地方在調研中總結出“一看房，二看糧，三看勞動力強不強，四看家中有沒有讀書郎”的“四看法”，找准了對象，盤清了家底，實際效果好，就是務求實效的生動例子。

開展調查研究，最忌作風漂浮、玩花架子，那種作秀式調研、盆景式調研、蜻蜓點水式調研、先入為主式調研，最是要不得，不僅加重基層負擔，助長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歪風邪氣，也為人民群眾所憎惡。

的確，隻有堅持眼睛向下、腳步向下，身入基層、心入基層，把調研的功夫下足，才能為科學決策提供實在管用的參考依據。

調查研究，要認真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深入分析問題，全面掌握情況，倘若大而化之，往往謬以千裡。隻有對每一個細節都不放過，才會在精微處體察民瘼、領悟民意﹔隻有對每一方觀點都側耳傾聽，才能匯集眾智、協力向前﹔隻有將所有的“細枝末節”融會貫通，才能胸懷全局、運籌帷幄。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時代就是在持續發現問題、不斷解決問題的進程中滾滾向前的。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現實中的問題。

而發現問題，最可行的辦法就是調查研究。堅持問題導向、朝著問題進發，是此次大興調查研究的出發點和著力點。中辦印發的《工作方案》梳理了12個方面的重大問題，為全黨開展調查研究劃出了重點。

我們既要善於站在時代奔涌前行潮頭、立於國際風雲際會高處，調研謀劃大戰略、解決大問題，又要做到扑下身子、貼近群眾，調研解決好老百姓急難愁盼的一樁樁、一件件具體問題。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一錘接著一錘敲、積小勝為大勝的過程。涉淺水者得魚蝦、涉深水者得蛟龍，調查研究尤其要敢於接“燙手山芋”、善於鑽“矛盾窩”。

的確，隻有以解決問題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況摸清、把問題找准、把對策提實，才能找到解決復雜矛盾、棘手問題的新思路新辦法。

大地廣闊，河流眾多，調查研究就是幫助我們摸到踩准“過河的石頭”。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比以往更加嚴峻復雜，迫切需要通過調查研究扣准脈搏、攻堅克難。這就需要我們在調研中聽真話、察真情，真研究問題、研究真問題。唯其深、唯其實、唯其真，才會准、才管用。毛澤東開展尋烏調查，將縣城賣豆腐的、打鐵的、理發的各業人員數量比例、各家經營情況都摸得一清二楚。習近平在福州組織的大調研，收到有效調查問卷33200多份，把群眾所思所盼盡數裝在心裡。我們開展戰略性調研、對策性調研、前瞻性調研、跟蹤性調研、解剖式調研、督查式調研等，都要摸准實情、直擊要害，找到破解改革發展難題的金鑰匙。

聚焦真問題，必須防止一刀切、一鍋煮，防止以片面代替全面、以個別代替整體、以假象代替本真，不能預設框架，回避矛盾，也不能拿容易解決的問題“開刀”、去基礎較好的地方“蹲點”。

調查研究的終點，不是完成調研報告，而是看能否將調研中發現的問題解決好。那種遇到困難繞著走、碰見矛盾拐個彎的所謂“調查研究”，隻能是清談誤國。

一語不能踐，萬卷徒空虛。調查研究，說一千、道一萬，務實有效才是關鍵。現在，大家都很忙，拿出大塊的時間搞調研不易，但這不能作為調研不深入的借口。只是“去過”不能算數，還要沉下心來蹲幾天，現場看、當面聽、直接問，才能心中有數﹔隻調查不研究也不能算數，調查和研究兩個方面缺一不可，調查獲得的一手素材需要通過提煉總結找出規律性的認識，才能解決問題、指導實踐﹔有素材、有分析但無良策同樣不能算數，不少調研報告往往是堆砌情況、羅列數據，分析也頭頭是道，看著也很熱鬧，就是對策建議或者寥寥數語，或者無關痛痒，這樣的調研報告到底有什麼效果？回答是否定的。

調查研究做得好不好，關鍵要看群眾是否認可。人民群眾，是我們工作的服務對象，也是我們開展工作的依靠力量，更是檢驗我們工作成效的終極裁判。毋庸置疑：好的調研報告，一定是帶露珠、接地氣，能把“問題清單”變為“成果清單”。

落地有聲，問題解決了，群眾能不歡迎？！

五

才溪鄉的油菜花開了，小崗村的早稻田綠了，閩寧鎮的老鄉們笑了……

穿越伶仃洋的港珠澳大橋一片繁忙，黃浦江入海口萬輪競發，雄安新區的建設工地上塔吊林立，渝新歐班列從霍爾果斯穿過國門向世界飛馳，廣西自貿試驗區跨境電商的主播們用東盟各國語言推介特色商品……

春風浩蕩，江山壯麗，人民豪邁。

當下中國，正奮力奔跑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壯闊大道上。這是強國復興的召喚，也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前景光輝燦爛，路途難免會遇險阻，作為繼往開來的有志者，調查研究，就是我們的使命，也是我們的“闖關秘籍”。

聽，調查研究的鼙鼓揮槌勁擂！

看，越來越多的調查研究者已經在路上！

躬逢其盛，我們該怎麼辦？

走啊，加入進去!

（執筆人：王慧敏、趙建國、邢宇皓、戶華為、王國平、王琎、彭景暉、楊舒）

( 編輯：呂重江   送簽：呂重江   簽發：趙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