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響中國】中華文明融為一體的統一性

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高度凝練概括了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其中第三個突出特性是“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這一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這一重要論述既有歷史深度又有現實觀照，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植根於悠久的歷史傳統，鑄就了共同理想信念，啟示我們凝心聚力，在新的起點上創造新的更大輝煌。

兼容並蓄成就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

中華民族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從起源到形成、發展經過了“炎黃—華夏—中華”三個階段。這裡的“炎黃”是指以黃帝、炎帝部族為代表的時代，即中華文明起源階段﹔“華夏”指的是以夏商周為代表的中華文明早期發展階段﹔“中華”指的是中華民族最終形成到發展、壯大的階段，即秦漢及以后中華文明的成熟階段。在漫長的歷史積澱中，中華文明形成了多元一體、團結集中的統一性。

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並起的，因地理分布等因素，不同文化區系之間很早就有了交流與碰撞，至少從公元前3000年開始，逐步形成了以中原為中心的發展趨勢。在這一進程中，各方文化相互交流、影響，形成了一個密切的交流網絡，中原文化吸收來自各方的文化因素為己所用並由此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重組整合，產生了屬於夏文化范疇的二裡頭文化。二裡頭文化充分吸收了周邊的文化因素，二裡頭文化的“四方輻輳”証明在夏代已經形成了早期中國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這一格局的形成是各大區系文明交匯以及文化交流互動的最終結果，也表明多元文化的兼容並蓄才能鑄就一體格局的輝煌。與此同時，還可以看到，二裡頭文化作為東亞最早的“核心區”，一些重要的禮器系統通過“重組”后又傳播至四面八方，體現了“中心”與“周邊”的互動。秦漢以后中華文明的發展也是如此，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權“逐鹿中原”，政治、經濟、文化密切交流，進一步奠定了多元一體的格局，展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

中華民族有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各族先民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並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

儒家“大一統”思想是凝聚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精神力量

中華民族創造了多彩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於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其中，“大一統”是貫穿中國歷史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一條主線，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極倡導“大一統”。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志在恢復先王之道，希望改變諸侯割據的亂局。在孔子看來，“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施行的基礎就是統一。

“大一統”思想是實現國家統一的重要理論基礎。“大一統”來源於周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統治思想和春秋時代周王室衰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乃至“陪臣執國命”的現實，目的在於恢復周王權威。隨著時代的變遷，“大一統”的思想內涵不斷豐富，秦始皇“奮六世之余烈”，滅六國建立秦王朝，開啟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程。“大一統”觀念逐漸衍生出“文化一統”“政治一統”“地域一統”和“民族一體”的新內涵。此后，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都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謀求統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歷朝歷代的中國人始終矢志不渝地追求統一、趨於統一、實現統一。

儒家“大一統”思想倡導的“家國天下”情懷是凝聚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重要基石。儒家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家庭倫理提升為社會倫理，強調家國一體、家國同構。封建士大夫充分繼承了這一傳統，如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把民族、國家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顧炎武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充分展現了其關注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高度責任感。“大一統”對於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一直發揮著深遠而積極的影響，形成了共同的價值觀和獨特的凝聚力，激勵著中華民族為實現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而不懈奮斗。習近平總書記對此進行了深刻總結：“從歷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對中華文明形成並延續發展幾千年而從未中斷，對形成和維護中國團結統一的政治局面，對形成和鞏固中國多民族和合一體的大家庭，對形成和豐富中華民族精神，對激勵中華兒女維護民族獨立、反抗外來侵略，對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促進中國社會利益和社會關系平衡，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國家統一佔據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

中華民族具有5000多年悠久歷史，長時期的統一和安定是中華文明綿延不斷的重要保障。五帝時代形成了較為強大的部落聯盟，雖然統治區域有限，但都把“四海臣服”當作重要的治世理念。《尚書》記載堯之時“光被四表”“協和萬邦”，舜之時“四罪而天下咸服”，都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夏商周三代的國家形態雖然不同於后世的中央集權，但通過“家天下”、內外服制度、分封制等措施有效加強了統治，維護了政權的統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的秦王朝，此后的2000多年，統一始終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從時間上來看，封建王朝經歷了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以及南宋等幾個政權割據時期，大致有500多年，與2000多年的王朝歷史相比，隻佔了約四分之一。從制度層面看，秦始皇推行郡縣制，“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奠定了中國歷史的統一制度。魏晉南北朝時期和唐末五代宋遼金時期是政權割據的時代，代表的是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交流與沖突，在此之上產生了兩次大的民族融合，催生了隋唐和元明清統一的政治格局。

統一的封建王朝創造了璀璨的中華文明。秦朝結束了春秋以來諸侯力戰、民不聊生的局面﹔漢朝先后出現了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昭宣中興、光武中興﹔唐代出現了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和大中之治，被后世稱為“盛唐”﹔明代有洪武之治、永樂盛世和仁宣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更是把封建王朝的政治文化推向高峰。這些盛世既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封建經濟大力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民族關系得到加強。歷史不斷証明，統一是中華文明的主流，統一則國家強、文化興、人民安。

維護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的不懈追求

“國家統一”內涵豐富，包含“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等多個層面的內容。幾千年來，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始終是中華民族的不懈追求。

歷代王朝都十分重視邊疆治理。秦始皇為抵御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擾，將戰國時期各國的長城連接起來作為防御的重要屏障﹔漢代通過與匈奴的和親加強邊疆穩定，派民屯田，加強邊境控制，與此同時堅決與侵擾邊疆的勢力進行軍事斗爭，維護了政權的穩定。唐代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時期，當時存在著多個少數民族政權，唐朝與這些政權之間既有軍事斗爭，又有友好的經濟文化交流。唐太宗提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以先進的文化、開明的政策影響了少數民族政權，實現了民族的團結和邊疆的穩固。

明清開始，統治者還要面對境外勢力的入侵，抵御外侮成為捍衛領土完整、維護國家統一的重要方面。明代時，大批倭寇侵擾東南沿海，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抗倭斗爭，涌現出戚繼光、譚綸、俞大猷等一批民族英雄。鴉片戰爭以后，由於西方列強入侵和封建統治腐敗，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

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吶喊，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斗爭。中華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實體”轉為“自覺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成為各族人民普遍認同的稱謂。在新中國70多年的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強化，樹立起了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維護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隻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起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堅固思想長城，各民族共同維護好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種極端、分裂思想的滲透顛覆，才能不斷實現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

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隻有團結一心，才能凝心聚力，推動歷史車輪滾滾向前。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 編輯：王馨悅   送簽：王馨悅   簽發：趙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