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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響中國】比較視野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文明進步性

何林英
來源:中國理論網2023年07月05日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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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文明和進步都內在地包含“積極的”“肯定的”“好的”內蘊,因而文明似乎天然地被賦予一種不可逆的、命定式的進步意蘊。然而通過回歸馬克思文本,厘清馬克思語境中“文明”和“進步”的內在意蘊和異質性關系,可以發現“文明”和“進步”並不是一對意義對等的范疇。資本主義文明作為“擺脫了中世紀雜質”的“現代文明”,其文明的歷史進步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又因其資本邏輯的“自反性”導致了“文明的悖論”。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一條駕馭“資本邏輯”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文明進步向度上,人類文明新形態以“堅持人民至上”“實現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為基本定向,超越了“資本邏輯”的“文明悖論”所帶來的人的自我異化、人與人之間的兩極分化、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對立以及不同國家之間沖突對抗,真正實現了對資本主義文明“幻象”的超越和發展。

一、西方現代化的文明形態及其進步意義

“文明形態”是文明的存在形式或呈現樣態。歷史上,西方現代化道路開創的以資本主義生產為核心的社會文明形態曾對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文化傳承和思想啟蒙起到過非常大的革命性作用,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1]。資本的文明作用具體表現為:第一,這種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文明形態,以機器大工業消滅工場手工業,以“等價交換”的商品經濟取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斷帶來現代工業文明對傳統農業文明的降維打擊,代表了當時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第二,這種文明形態所開辟的世界歷史,突破了民族歷史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滿足於現有需要和重復舊的生活狀況,加深了人類從“交往”到“交往的擴大”,再到“世界普遍交往”,加快了世界全球化進程,為世界各地文明的傳播和碰撞提供了平台。第三,這種以“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為基礎的文明形態的興起和發展,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為口號的價值觀念徹底取消了封建社會的等級觀念,開啟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總之,在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所謂現代文明,初始地說來並且本質上重要地說來,是由資本為其奠定基礎、並制訂方向的”,[2]“隻有資本才創造出資產階級社會,並創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系本身的普遍佔有。由此產生了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3]因此,在過去一段時間,這種歷史進步的必然不僅僅是西方世界自身“自說自話”的話語表達,更是醞釀形成了一條以工業革命為物質基礎、以資本主義為政治主導、以西方文明為話語框架的全球工業化發展道路廣泛存在於那些在近代以來遭受西方文明沖擊和影響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意識形態領域當中,成為一種國際話語和意識形態傾向,為許多受到西方現代化進程影響的國家和地區的后發型現代化國家所普遍接納。

二、西方現代化文明與進步的現代性悖論

然而,“進步”不能涵蓋“文明”的所有屬性,資本邏輯在帶來“文明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文明悖論”。

(一)“資本的文明”造成人的自我異化。

在馬克思的文明觀中,馬克思不僅以生產力尺度,還以人的發展尺度來衡量人類社會進步,把文明的“原則高度”理解為“人的高度”。前資本主義文明形態之所以相較於資本主義而言是野蠻落后的,就是因為人的生產能力隻能在孤立的地點發展,是以“人的依賴關系”為特征的。同樣,相比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是野蠻落后的。受“以資本為中心”邏輯的支配,資本主義文明沒有擺脫以往文明發展的“對抗規律”,“勞動與資本的分離”,使人的勞動成為一種外在的否定性的力量對人進行支配,導致人的自我異化。因此,“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4]在表面富裕的生活下,人被當作純粹的手段和工具,人的思想、意志、情感、幸福都被抽掉,隻剩下人的使用價值,加劇了人的異化和人的非人化進程。

(二)“資本的文明”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對立。

根據馬克思的交往理論,人與人之間不是“主奴辯証法”意義上相互對立和沖突的關系,而是相互承認、互為依存的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市民社會的成員是“沒有超出封閉於自身、封閉於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為、脫離共同體的個體”[5],每個人都把他人下降為手段和工具,斗爭取代友愛,利益取代價值,享樂取代超越。尤其是在資本邏輯的統攝下,資本使“人的關系”被“物的關系”支配,導致掌握生產資料的少數人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統治者,而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多數人往往隻能出賣自身的勞動力成為被統治者,出現了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異化越嚴重的悖論,無形中也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分化。因此,“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寫照。

(三)“資本的文明”造成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對立。

馬克思認為,隻有人類的生產技術發展到能夠利用工具對天然產物進行加工和改造的時候,人類才進入文明時代。肇始於啟蒙運動的資本主義文明對自然界進行了廣泛祛魅,使人類從自然界的奴役下解放出來獲得自我意識,成為自然界的主人,這無疑具有積極的進步意義。但在資本文明社會中,人類征服自然的能量無與倫比,“自然的秘密在技術的擾動下比在其自流狀態下較易暴露”,[6]使自然界徹底淪為海德格爾意義上的人類“巨大加油站”。同時,資本的增殖離不開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因而“以資本為中心”的文明形態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就是要“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7]最終,自然向人類拋出了生態、環境、氣候、資源等諸多發展困境,人與自然的關系進一步惡化。

(四)“資本的文明”造成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

“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進程同“民族文明與世界文明”邊界消解的過程相統一,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交融和對話構成了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參照系。近代工業革命以來,資產階級“世界市場”的開辟擴大了剩余價值理論的外延,迫使包括中國在內的古老和落后的文明被卷入到資產階級開辟的工業文明當中,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在客觀上促進了人類文明的整體性進步。但是,資本擴張過程是持續發現、生產和佔有經濟空間的過程,“掠奪是一切資產階級的生存原則”,[8]當“世界文明”被資本所統攝時,資本的拜物教特性也就把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剝削關系進一步展開為世界性的“零和游戲”。最終,“資本的文明”帶來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會造成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之間的尖銳對立。

三、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進步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在充分利用資本的“文明面”的同時極力消除資本的“不文明面”,開辟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國創造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具體的、歷史的產物。它以“堅持人民至上”“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為基本定向,表現出對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超越,是人類文明的當代形態。

(一)“堅持人民至上”:實現了對人的自我異化的超越。

與資本主義以資本為本存在本質不同,社會主義社會是“自由人聯合體”現實化的初級展開形態,因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實現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是這一形態的核心意旨。人類文明新形態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文明形態,呈現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表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就是黨始終堅持“人民至上”。不管是從“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到“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再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演變,還是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到改革開放之后解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發展問題,再到今天探索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問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始終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民惟邦本”的當代形態。

(二)“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了對人與人之間兩極分化的超越。

不同的文明形態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9],文明進步的終極原因應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10]。人類文明新形態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形式,通過構建科學的分配體系,將富裕程度差別限定在合理范圍內的同時,將“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發揮其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上升到原則高度,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運用資本、治理資本、發揮資本的認識,不斷探索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的方針政策,使資本作為生產力要素服務於共同富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之后,面對新發展階段的歷史新起點,黨的二十大報告擘畫了到2035年我國發展的遠景目標,其中“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是重點內容。這種把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納入現代化的實踐探索,豐富了人類現代化的內涵,是“小康社會”的當代形態。

(三)“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實現了對人與自然、生態之間相對立的超越。

自然“是我們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界的產物)賴以生長的基礎”,[11]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與自然之間是互動共存的關系。在以理性啟蒙和工業發展為標志的西方現代化進程中,技術和資本關系密切,技術完成了對自然界的抽象化統治,資本加速了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攫取,致使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平衡被打破。共產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1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前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距離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還很遠,但畢竟屬於社會主義,必須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統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有鑒於此,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將增進人與自然共同福祉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遵循的實踐邏輯,不斷堅持“保護與發展並重,生態與環境雙贏”,強調“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綠色發展理念,致力於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使得“金山銀山”與“綠水青山”形成和諧共生、相互促進的關系成為現實,是“天人合一”的當代形態。

(四)“走和平發展道路”:實現了對不同民族國家之間沖突的超越。

資本的文明規定了資本無休止的擴張與掠奪的本質,它遵循的原則是建立在弱肉強食基礎上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在21世紀的今天,西方文明主導下的世界秩序矛盾頻發、危機四起。在這樣復雜變化的國際環境下,人類文明新形態基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愛好和平、和睦、和諧的文明基因以及從未爭霸的歷史優良傳統,提出了以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為前提的“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世界秩序建設的中國方案,呈現出和平性與發展性相統一的文明躍遷邏輯,破解了“文明沖突論”和“國強必霸論”的文明陷阱。這種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得到了國際社會和世界人民的普遍認同,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當代形態。

(作者單位: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 編輯:王馨悅   送簽:王馨悅   簽發:趙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