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兒當奮擒鯨志 但開風氣不為師

初秋的北京涼風習習。京西萬柳的一棟居民樓裡，95歲高齡的張晉藩手持12倍放大鏡，正在逐字校閱9月5日中國政法大學全體新生秋季開學第一課的講稿。盡管對中國法制史早已爛熟於心，開學第一課也早已堅持講了十余年，但他每年還是要重新備課。

“不偷懶，不自滿”是張晉藩的人生格言，也是這位“人民教育家”以身作則、啟迪后學的智慧之光。

不讓子孫去國外學中國法制史

在法律史學研究上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張晉藩畢生的追求。

1952年7月，張晉藩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畢業后留校工作、擔任中國法制史教員時，就遇到了教材問題。當時，中國法制史按蘇聯的學術習慣稱為“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教材也以蘇聯教科書為模板，分為經濟結構、階級結構、國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四段論”。“四段論”在形式上各自獨立，章節間缺乏內在聯系。

如此鬆散的結構如何能成體系？張晉藩力圖打破這種結構，創建中國特色的法制史。1961年，他開始編寫《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講義》，該講義關於法律制度的敘述文字佔比超過三分之二，不僅在篇幅上凸顯了敘述的“法制”特色，更對特定法律制度進行了全面、具體的闡釋，出版后很快成為當時全國各院校法制史專業的通用教材。

1978年和1979年，張晉藩先后接待了來華訪問的日本和美國學者，交流中一個細節深深刺痛了他：此前已召開過3次中國法制史的國際研討會，日本、美國、意大利學者均受邀參加，卻無人邀請中國大陸學者。究其原因，主要還是中國大陸缺少具有國際水准的中國法制史研究論著。

“不能讓我們的子孫到外國去學習中國法制史。”為扭轉這種局面，在1979年召開的中國法制史學會成立大會上，張晉藩倡議集全國之力編寫多卷本《中國法制通史》，要把中國法制史學的研究中心牢牢錨定在中國。

萬事開頭難。1980年張晉藩召集首次編寫工作會議，出席的學者不到20人，而且還都忙於課程教學，沒有精力和條件投入這項工作。張晉藩並沒有氣餒，自己帶頭先干起來，1981年他編寫的《中國法制通史》第一卷出版。“萬頃洪波水接天，白帆點點打漁船。男兒當奮擒鯨志，慷慨高歌碣石篇。”成書之際，張晉藩寫下了這首小詩以明心志。

這本教材影響深遠，不僅恢復了中國法制史的名稱，而且形成了一個新的架構，以歷代的法律制度為研究對象，更創下法律學術著作連續印刷40余萬冊的發行紀錄。此后又經過19年的艱苦努力，長達500余萬字的 《中國法制通史》 十卷本終於在1999年完成，被意大利學者譽為“中國的《查士丁尼國法大全》”。

要信任年輕人、敢於壓擔子

教師是張晉藩從事一輩子的職業。在人才培養上，張晉藩認為，要充分相信年輕教師的能力，敢於給他們壓擔子，鼓勵他們大膽創新。

上研究生時，張晉藩跟蘇聯專家學的是國際法制史，畢業留校時卻讓他去教中國法制史。教了6年本科生的中國法制史后，1958年學校又從法律系選了5位優秀本科畢業生，跟著他讀中國法制史的研究生。張晉藩說，學校領導兩次把這麼重的擔子交給一個年輕人，當時他的壓力特別大，但也讓他有了責任感和努力工作的動力。

張晉藩特別強調大學生要打好寬口徑的專業基礎。談及寬口徑，張晉藩表示，法制史的研究視野不能僅限於法律，正是范文瀾的《中國通史》和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等，給了他改革蘇聯“四段論”的勇氣。因此，他培養博士生有一項獨門秘籍：要求學生廣讀博覽，尤其是相近專業的書﹔本專業重要的書要反復讀，每月要檢查讀書筆記。

在學生的選拔培養上，張晉藩主張不拘一格選人才。1983年調入中國政法大學后，他招收了新中國第一屆法律史學博士生、第一屆博士留學生、第一屆論文博士生。中國政法大學原副校長朱勇1984年師從張晉藩，其法制史博士學位証書留下了001的編號。

大家都說張晉藩的學生“最好認”，因為身上都帶著他的學術傳承印記。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副教授張京凱至今仍記得張晉藩指導自己第一次上課的情景——先生要他把上課內容寫成講義，對著鏡子練習，一遍不行就兩遍：“講課不能隻靠臨場發揮，要講的內容，必須盡在掌握。”

史學研究更應觀照當下和未來

學習中國法制史有什麼用？張晉藩常說，中國法制史學研究的是過去，但面對的是現實和未來。以史為鑒，可知興替。

1986年6月，張晉藩應邀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講授法律課，現場還與中央領導同志互動交流，受到了普遍好評。1996年和1998年，張晉藩兩次應邀為全國人大常委會講課。3次講課雖然題目不同，貫穿的主線都是為法制建設提供歷史借鑒。張晉藩反對簡單化的古為今用，他認為，要把古代的精華和今天的現實對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

張晉藩同樣重視對社會大眾的普法宣傳。2017年，他參與了100期 《名家談·中華法文化》 公開課的錄制，以名家講故事的形式傳播中華傳統法文化精華。在國內外學術交流中，張晉藩力圖破解西方中心論的法史困局，樹立中國的文化自信。

在一次中國和意大利聯合舉辦的國際法律史研討會上，有位青年學者沿用了梁啟超的說法，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契約，因而也就沒有民法”。張晉藩建議他多看看一手史料，不僅周代鐘鼎銘文裡有契約，《唐律疏議》 《大明令》的“質賃條款”等，更是中國古代民法的確切存在。這一觀點也得到了與會專家的贊許。

張晉藩是新中國中國法制史學科的主要創建者，但他更喜歡龔自珍的詩句“但開風氣不為師”。2024年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后，張晉藩並沒有停下腳步，仍然堅守在教書育人第一線。張晉藩告訴記者，目前他希望和學生們一起，編一套中國古代教育法律史。

（來源：《旗幟》2025年第9期﹔作者系《中國教師報》總編輯）

( 編輯：張莉   送簽：徐雅維   簽發：林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