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调查研究

来源:旗帜网2018年12月10日14:58

重视调查研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由此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方法,也是党领导各项工作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延安时期,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也推动了其他作风的转变,这一时期也成为党的历史上党风最好的时期之一。

调查研究理论逐步系统化

建党以来,我们党就始终重视调查研究。作为党内调查研究工作的早期倡导者和践行者,毛泽东一生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形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多篇著名调查研究报告,探索提出一系列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土地革命时期,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他进一步提出“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延安时期,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考验的中共中央开始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更加重视调查研究,并从理论和实践等维度不断深入推进。例如,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时说:“调查应当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联系的、本质的。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得多,实际得多。你们出去,不要先当‘老师’,应该先当‘学生’,了解情况,调查明白,再说话,再定方针。”1941年9月,他给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述了调查研究的方法问题:一是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二是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1941年12月12日,在给彭德怀、罗瑞卿的电报中,他强调:“领导方法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利用一切可能进行调查收集材料,对敌后抗战的各个具体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得出具体结论。”为突出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不调查研究,就要亡党亡国亡头。中国搞了二十年,当然有成绩,但对敌人从来缺乏调查研究分析……这种不调查、不分析、不研究,不知道敌人和自己,就叫做粗枝大叶,这是一种危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把调查研究、胸中有“数”,作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之一,要求各级党委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在对建党以来、特别是大革命和井冈山时期的调查研究实践与理论活动进行全面、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为调查研究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撰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调查研究的相关理论。为扭转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与党的建设结合起来,使调查研究成为转变党风的重要方法。他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进一步阐明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态度和方式方法,并赋予调查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意义,使之成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

组建调查研究机构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8月1日,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要求在晋察冀边区、香港、重庆、延安分别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分局,收集日军在满洲、华北地区的资料、欧美国家和日军在华中华南的资料、大后方的资料、西北地区的资料。1941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领导下开展工作,局长由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贾拓夫担任,下设调查处(收集同地区的材料)、边区研究室(负责对边区状况的调研,“分财政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群众三组”)、友区研究室(负责西北五省的资料收集)、少数民族研究室(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军事研究组(研究西北军事问题)和办公室(负责各种材料缮写、出版、机要与总务职责)。1943年,第四分局改为调查研究室,全方位受西北局领导。精简机构前,第四分局一年多时间搜集调查资料700多万字,编印材料80万字。精简机构后,调查研究室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先后编撰《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西北局调查研究室关于边区群众日用消费的初步调查》等调研报告。其中,《边区的移民工作》作为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系列丛书出版。各根据地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的党委或省委,陆续成立专门调查研究机构。如山东分局1942年2月设立调查研究室,各区党委均设立调查研究组。冀鲁豫区党委不但在区党委、军区、行署成立调查研究室,还在区党委成立具有领导机关性质、讨论调研任务分工负责的调查研究委员会(由调查研究室主任、区党委宣传部、敌工委员会、组织部指定专人组成)。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延安时期,随着陕甘宁边区逐步巩固,为进一步了解国情社情党情,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倡导下,许多领导同志和相关部门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党内兴起调查研究之风。例如,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带头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

为研究党在敌后的组织建设问题,陈云一方面派两个巡视团分别到晋东南和晋察冀开展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建议中央调各大区党委负责人及一些地县委书记和乡村党支部书记到延安汇报工作。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他选调晋绥边区和冀察晋边区9个乡的党支部书记到延安汇报敌后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陈云在自己办公室同其中7位逐个谈话,每人都谈了3天3夜。谈完他还觉得不过瘾,说:“毛主席对一个乡镇还谈了七天七夜哩!”从中组部文书档案处保管的陈云同保德县腰庄编村和静乐县闹林沟编村(注:编村相当于现在的乡)党支部书记谈话的记录稿可见其工作风范。对这两个编村的调查内容包括阶级与土地的关系、文化教育、征兵、农救会、妇救会、自卫军、群众抗战前后生活对比、青救会和儿童团、村党支部、村公所十个方面,涉及面广泛。以对阶级与土地关系的调查数据为例,静乐县闹林沟编村的宋家村地主人口1.88%、占有土地64.4%;保德县腰庄编村下辖的新庄村地主富农人口占17%,占有土地50%。贫农和中农租地种,地租占收获量的1/3,是铁租,要小米。可见,中央决定二五减租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只有如此才能调动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调查群众生活发现,物价上涨,麦子、布匹、盐都涨了3倍。全村各种负担由过去四五十元到现在超过500元,群众生活极其清苦。为此,应尽可能减轻农民负担。通过调查党支部情况了解到,支部工作主要是按上级布置发展党员,开展党员教育工作、讨论新党员训练大纲、党员须知、怎样领导群众团体、支部任务等等。各村支部党员人数不多,一般品行端正、有信仰、读过书。党费按照中农5分、贫农2分收缴。腰庄支部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但按上级要求布置工作多、解决群众问题少;向群众要的多、给群众的少。新庄支部甚至出现区上不来人参加,自己就开不起会、不讨论问题的情况。通过调研陈云发现,群众负担比抗战前重,党支部、群众团体还没有把群众困难列入议事日程,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阐述发展与巩固党的组织同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要求区党委、支部、小组,必须把研究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议事日程。这篇文章经中央批准,成为指导地方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正是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国后陈云提出著名的“关于调查研究百分之九十的理论”,即“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在一些领导和单位组成的调查团中,张闻天任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张闻天化名张晋西,率马洪、刘英、雍文涛等一行十人到陕北神木、府谷、绥德、米脂和山西兴县等地,对几十个村庄进行调查,通过召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及走家访户相结合等方式,了解党的土地政策执行情况、公粮负担、村政权、城市工商业等问题,掌握第一手材料,其实质是一次以经济基础为重心的全面社会调查,张闻天撰写的《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可以清晰地反映这个特点。

该报告共46节,全面记述了贺家川、孟家沟、贾家沟、阎家山、尚家庄、西山上、路家南窳、崔家峁八个自然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尤为详细地记录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从数量分布可以看出,报告描述一般地区概况的有5节,反映生产力、生产过程、生产状况的14节,生产关系和经济状况的17节,政权结构和政治情况的9节,文化教育状况1节。报告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生产力考察得十分仔细,从人口变化到劳动力数量乃至畜力平均耕作数量都有全面统计,各种统计表格就有38张。

《米脂县杨家沟地主调查》是延安时期调查研究成果的又一代表作。这篇关于地主经济的调查报告由张闻天主持、马洪执笔起草,详细记述了杨家沟地主集团特别是其代表人物马维新一家近40年的经济活动,详尽剖析了其兼并土地的过程和发家史,租户的变动和借贷关系等。报告共约14万字,分为16个部分,书后还附有50年来杨家沟一带收成及账簿索引表格共49张,是一份描述中国地主经济发展史的调查报告,1957年由三联书店公开出版。学术界普遍评价很高,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具体充实的地主经济调查报告,在我国堪称是少有的”。之后,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张闻天又陆续撰写了《晋西北

兴县十四个村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等调查报告,调研过程中先后发表了《村政权组织要适应农村当前的特点》《基层是检查领导工作的一面镜子》《农会仍需存在》《村政权及其他》等关于调查研究的讲话。返回延安后,他撰写了调查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要点为“从世界观的高度上阐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应该“一切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 “党的领导应重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 “调查中要有虚心向群众求教的真诚态度”“调查要善于选择典型,搞好综合分析,注意调查方法” “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不断地做调查研究”,强调“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的终身事业” “一旦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高度重视调查研究。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下旬,以林伯渠为团长的20多人前往甘泉等地开展调查研究。1942年2月9日,在边区政府政务会议上,林伯渠报告了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赁关系未能适当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1943年4月25日至5月6日,林伯渠又前往安塞、志丹两县开展农村调查,结束后在《解放日报》发表《农村十日》。通过调查研究,林伯渠看到农民对生产、生活态度的变化,也对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并在群众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940年,毛泽东与邓力群等人谈话时提到,“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其实,两大作风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坚持实事求是,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仅产生一大批质量上乘的调研报告,为更好地了解当时社会各方面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提供依据,而且使广大调查者对党的调查研究理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丰富了党的调查研究理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王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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