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细微之处见党性 春风化雨润家风

——从谢觉哉的家风说起

来源:旗帜网2018年12月10日15:11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风中,人性的闪光点和党性的闪光点交相辉映,“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塑造的家风就颇具代表性。

率先垂范,恒念物力维艰

谢觉哉在延安时期是受人尊敬的长者,对物质要求却不高。夫人王定国回忆说:“谢老在生活上不搞任何特殊。那时,我们的大孩子才几个月,没有奶吃,谢老就把小米放到嘴里嚼碎喂给孩子吃。谢老和学员同吃一锅饭,没有菜,吃起小米锅巴来,嘎嘣嘎嘣地好像有多香似的。”他的友人也回忆说:“警卫员见他的衬衣破旧了,按规定替他去行政处领了件新的老布衬衣,他知道后立即退回,把破旧衬衣补了再穿。”

建国后,谢老仍然保持朴素特质。据谢老之子回忆:“他一生仅穿过两双皮鞋,第一双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兰州,由于做统战工作的需要才穿的。解放后买的第二双,一直穿到他逝世。这双鞋一般是不穿的,只是有外事活动或因事外出时才穿,而且一回来就脱下。他长期使用的是一块廉价的旧怀表。”

由于以身作则,谢老在教育子女时能问心无愧,使子女心悦诚服。例如建国初期,谢老的一个儿子有次上街没有买到皮鞋,回家抱怨国家生产皮鞋太少,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谢老就严肃批评他耽于享乐。他说:“我记得1937年党派我去兰州国民党统治区域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那时我已快七十岁了。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且已穿过不止一双。我国出产皮鞋并不多,皮鞋供应怎能不紧张!”

除了衣食,谢觉哉在其他方面也很节俭。据王定国回忆:“他对孩子要求严格,经常给孩子写信、写条子,贴在墙上,贴在柜子旁边:‘爱惜书和公物’‘记得关灯、关水’。他自己生活艰苦朴素,一件衣服、一双鞋子能穿几十年,连写日记时都不愿把字写大了,浪费本子。所以字写得小小的。”

到了1962年,谢老还给孩子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写道:“你们妈妈给我做新衣服,搞吃的,总说:‘你快八十岁了,还不穿点吃点?’我说:‘我们吃穿已很好了,再好就要过分了。’”他告诫孩子们:“不能超过群众或超过太多。如超过或超过多了就要自己警惕。”

反对特权,追求平等

延安时期的谢老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对封建社会封妻荫子那一套更是嗤之以鼻。

革命者岳嵩回忆,延安时期,“谢老对别人关怀备至,对自己却从不要求组织有任何额外照顾”,“有次他的小孩子来食堂小灶玩,遇到开饭时间,管理员想留下孩子吃餐‘小灶’,他不同意,马上打发孩子回家。”

建国后,他的理念仍然如故。谢老的秘书高世文回忆:“组织上分配给他的汽车,凡是为私事动用的,他每次都付了车费。有一次,他发现儿女偶然用了车,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国家给我的汽车是工作时才使用的,你们没有权力叫司机开我的车外出’,并且还对王定国同志说,你外出也不能动用我的车,只能在我因公外出时搭车。谢老在参加一次由我主持的组织生活会上,曾专就教育子女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并对孩子们那次动用汽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

对于这类问题,谢老有错必纠,从不迁就。据谢老之子谢放回忆:“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妹妹自己不动手,请人代买车票买重了。父亲批评妹妹说:‘是我有警卫员害了你们,害了你们连车站的门向东向西和买票的排队情况都不知道。’”

对于组织上对老干部的特殊照顾,谢老也是尽量推掉。高世文回忆说:“1963年,谢老在农村的一个孙女因患脑膜炎在北京住院用了不少的钱,给谢老家里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事后,组织上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派人送来400元现金作生活补助费。谢老知道后,连忙把我叫去,嘱咐我:‘组织上的关怀我感谢,但补助钱我不能接收,你帮我拿去还给组织。’临行前他怕我不坚决,一定要我开个收据来看看。后来我照谢老的意见办了,他这才把心放下来。”

广大群众对老革命家的深情厚谊,他铭记于心但也是公私分明。据王定国回忆:“60年代困难时期,谢老的远房亲戚一家三口到北京来,那时不像现在,有宾馆、酒店,住机关招待所又不太合适。谢老就让值班人员打听是否有租房可住。不久,那位值班员兴冲冲地回来说已经租到房子时,谢老问:‘租金是多少钱?’值班员得意地说:‘人家本来是不出租的,可我一提谢老您的名字,房主马上就答应下来,并且不收租金。’谢老立刻打断他的话:‘房子你是租到了,而你却卖掉了我的名誉。’后来,这房远亲只好和我们挤在一起,住了一段日子。”她评价说:“严于律己,珍惜自己的名誉,是谢老的一贯做法。”

谢老的目光不仅放在自己孩子身上,为了防止干部家庭成为既得利益群体,他也是颇费苦心。建国初期,个别干部建议各地广泛建立干部子弟学校,理由是便于他们的父母专心工作,谢觉哉对此深感忧虑。在他看来,大兴干部子弟学校对干部子女的教育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谢觉哉在内务部时的同事郑绍文回忆:“谢老坚决主张不办,他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根据地里办这类学校,收养和教育革命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是必要的,因为当时根据地的教育不发达。现在革命胜利了,全国到处都是人民自己的学校,再办这类学校就势必脱离群众,不利于干部子弟同人民大众同甘共苦的感情,这对孩子们的成长是不利的。因而,凡是请求开办子弟学校的报告他都不批,并说抵制的办法就是不要拨款。”

紧盯苗头,常抓不懈

谢老擅长在生活小事上寻找品格教育的时机,注意孩子的倾向性问题,同时也很注意方式方法。对此,王定国深有感触。

据她回忆:“有一次,觉哉同志听说孩子在学校里顶撞了老师,他不顾一天的劳累,非常认真地把孩子找来问清原委。孩子当然免不了要给自己多说几分理。他说:‘你为什么顶撞老师?讲了千条万条,没有讲最根本的一条:不怕。反正我老子是高级干部,你不能把我怎么样。’”谢觉哉还说了另一段话,至今仍振聋发聩。他说:“爸爸当了大官,儿子有了靠山,就可以目空一切。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是很危险的!它是封建主义社会封妻荫子的世袭世荣制度的思想残余。我们共产党人坚决反对!你们现在如果不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自以为高人一头,甚至胡作非为,那是十分危险的,将来会后悔莫及的!”谢老的这段话,不仅是讲给自家人听的,也是他对全天下官员的寄语。谢老的孩子受到深刻教育,以后再也不敢顶撞老师了。连站在一旁的王定国也感到深受启发,她回忆说:“觉哉同志对待子女的教育这样认真,对孩子、对我大有益处。”

谢老在教育子女时机的选择上也非常巧妙,能够让子女终身难忘。1958年10月6日,正是谢老之子谢飘19岁生日,他没有赠送礼物,而是赠诗一首,以作勉励。诗中写道,“飘飘年十九,学的机会有。理论与实际,左右逢源是。上课是学生,下课是工友。一年当两年,学好好做事”,“飘飘年十九,说小不算小。在校高年生,在家弟妹首。事事当模范,学会待宾友。待你大学成,我年已九九。”在女儿谢宏26岁生日时,谢老再次赋诗相赠:“入世初登程万里,接班要有力千钧。戒骄戒躁诚为主,多学多能用无穷。”

即使工作再忙,谢老也尽量挤出时间陪伴子女,和他们谈心。他希望孩子们要戒骄戒躁:“主要是戒躁,躁有时是从骄傲来的。躁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过去对你们讲过这句话,现在还是这句话。你们兄弟姐妹的事,可以讨论,提出主意,讨论中也戒躁。”

谢老在世时,有定期组织家庭会议的习惯,并鼓励家庭成员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谢老点评:“你们在这次家庭会议上互相提了些建议。你们的优点不提了,缺点归结为:自以为是,对人不和蔼,没有壮志。为了克服自己的缺点,我认为今后要做到‘改’‘学’‘做’三个字。”他解释说,“改:人有了缺点和错误,就要认真地去改。改是不容易的,有些人知道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就是不承认,也不去改,这对工作和个人都是不利的,这是愚蠢的人”,“学:学习要靠主观努力,要有决心”,“做:要想改正自己的缺点,学到真本事,只有实际地去做,只有去做才能知道学的东西有何用处,也才能掌握”。

谢觉哉认为,家风建设没有终点,一直在路上。因此对于这种家庭会议,谢老晚年在病中也没有中断召开。王定国深情回忆:“就是谢老在病中,他还经常开家庭会议,教育子女要勤学好问,掌握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他不仅要求自己的子女,凡是来家的青年人,他都不厌其烦地问他们的学习状况,嘱咐他们抓紧大好时机努力学习上进。”

传递家风理念,启迪后人

王定国在谢老的影响下,从一位不甚了解如何正确教育子女的普通妇女,成长为家庭教育方面的“行家”。她自己也承认:“我作为母亲,一看到孩子活蹦乱跳、天真可爱,有时难免疼爱得过一点头。”据她回忆,看到这种情况,谢老便坐不住了,很严肃地对她说:“孩子可爱,父母疼爱是很自然的,但不能一味顺着来,事事迁就,任其自流,这不是爱,而是溺爱。溺水淹死人,溺爱则害死人,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我们必须记取。”这让王定国恍然大悟,她后来说:“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存在着一个非常温柔的陷阱,这是那些溺爱孩子的父母亲手挖掘的。掉进陷阱的孩子,被剥夺了承受挫折、克服困难的机会,从而失去了长大成人的权利。”

谢老的家风理念,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消失,而是在夫人王定国的传承下,继续在家庭乃至社会上播撒正能量。

王定国经常利用过节的机会,召集家庭成员开会,用谢老的理念教育子女不忘初心。正如某年春节,她在日记中写的:“我讲了谢老1961年在长沙过春节写的四句诗给他们听:‘小孩望过年,大人望插田。过年锣鼓响,莳田粮棉全。’”她说:“‘小孩望过年’,敲锣打鼓,烟花鞭炮,狮子龙灯闹新春,当然高兴。‘大人望插田’,农民只望插田时间一到,插秧、种棉,多种作物播种,一年的劳动,秋收丰满,有吃有穿就很好了。希望你们也像公公一样,了解群众,为群众办好事、谋利益。”

在她看来,谢老的忌日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时机。在谢老逝世十周年到来前夕,王定国提前挂好谢老的遗像。她说:“叫孩子、孙子都来悼念,谢老有知,也会为今天的纪念满意。”在悼念中,她讲道:“我们不为纪念而纪念,主要还是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谢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刻记住他革命的一生,努力锻炼自己成为革命的接班人,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谋利益。在单位工作的,在校学习的,都要朝这个目标努力!”

谢老逝世前,还就家风问题录了音,希望子女将来可以回味。因此,王定国也将此作为教育子女的素材之一。例如在1982年5月11日的日记中,王定国写道:“亚霞(王定国的小女儿)在德国学成,得博士学位,我把谢老生前对子女教育的录音给她听,不忍离去。”

正因在家风问题上较好地传递了谢老的理念,谢家后人的表现也能让王定国感到欣慰。晚年的王定国说:“如今,当我看到孩子们成长为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时,看到他们像觉哉同志那样在管教自己的孩子时,我总在想,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啊!”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家风理念与谢老相近的还有很多,朱德、习仲勋等人也是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自家家风时指出:“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相信什么“血统论”,他们认为,在道德品行方面,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同样需要良好家风的滋润。(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尹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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