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谢觉哉眼中的国共两党饮食作风

马晓敏 吴尹浩

来源:旗帜网2019年01月04日09:27

党的各级干部的吃饭问题表面上是生活琐事,实质上是一件与治国安邦密切相关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对领导干部来说,除了工作需要以外,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饭。省下点时间,多读点书,多思考点问题,油腻的食物少吃一点对身体还有好处。”回顾党的历史,延安时期干部吃饭问题也颇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注。在“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的日记中,有多处关于干部吃饭问题的记载,让人印象深刻,值得重温。

国民党干部“吃相难看”

1937年秋至1938年秋,谢觉哉被派往兰州担任党中央驻兰州党代表。在兰工作期间,谢老仍然保持写日记的习惯,且对国统区的吃饭问题着墨颇多。

全面抗战伊始,国民党员依旧未改其脱离群众的本色,甚至在吃喝问题上发展到对群众巧取豪夺。友人王德明对谢觉哉说:“有在西路招待站当招待员的,月薪五十元,每月尚可分百余元,系克扣苏联人员伙食或者买老百姓东西不给钱。”而友人樊某对谢老所言,更是让谢老大吃一惊。谢老在1938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樊先生来谈兰垣腐化情形,招待约二百苏联人员,伙食每天可剥削五百余元,每人每天四元八角,实际不过两元。伙食如此,其他可知。某些下级人员打牌输赢以千计,可见其钱来源也。”

国民党军队不得民心。谢老在1937年底的日记中写道,“送补充团到延的杨团长来”,“杨云凉州军队万余,每人日食面一斤半,马数千匹,每匹日食料三升”,“均向人民摊派,供摊派者计六县,群众苦不能言”。友人韩温甫告诉谢老:“安西招待所吃了老百姓几十只羊、十多只牛,不给钱。”在1938年2月的日记中,谢老生气地写道:“一些无心肝的官吏有的说‘明天就要牺牲,今天应该享乐’;有的说:‘大局不甚稳了,趁时会抓几个吧!’贪官土劣狼狈为奸,怨气冲天,官场扫地,多数人民朝不保夕,河西来人说人民逃的很多,逃到哪里不知道,反正不逃也没法活下去。”

他对国统区人民的境遇极表同情,在日记中指出,“‘饥寒起盗心’‘官逼民反’,稍有点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自来西北吏治不良,农民破落失业的人相率为匪。今则匪风愈积极化,其显而易见的原因,似乎都与抗战有关”,“修路虽然国家支出了不少的钱,然而仍然是抓夫要自带伙食,在鞭笞之下工作着,有的还要出钱”。

民众吃饭艰难,是一个政权即将丢失的前奏。1946年底,谢老和习仲勋谈及国统区的民生问题,心痛不已。在12月23日的日记中,谢老写道:“昨天仲勋同志说:一条黄河两个田地,比不得,一比更显得这边区是天堂。吕梁区耕地荒了三分之二,地主家蒿都有人吃,吃米的几乎没有,吃糠、树叶普遍,找不到壮丁,只有些瑟缩褴褛的老孺、妇女。阎锡山统治的残酷,非外人所能想象。”

共产党干部“后天下之乐而乐”

1938年9月,谢觉哉终于回到了思念已久的延安。抵延不久,谢老便向边区建设厅的人了解民情。在9月1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晤建厅刘厅长说今年垦荒达六万多亩,估计今年秋收可够两年食用,一般民众穿吃不成问题。去年青黄不接时有欠食的,现已没有。延市人民生活一般比机关好。”

当时,边区政府食堂是推崇节约的单位,也让今天的一些伙食单位汗颜。1940年春,谢觉哉到基层检查工作。结束后,他在《共产党人》上撰文称赞:“某县署却只下碗挂面,炒几个鸡蛋,即是盛肴。这样朴素作风,是值得赞许的,因为我们办公经费很有限。”

1944年初,著名教育家张宗麟在边区各地考察,对谢老讲述所见所闻,赞不绝口。在这年3月的日记中,谢觉哉写道:“张宗麟君来谈:我以前对边区认识不够,见秧歌队描写县区乡长,以为不免戏剧化,及亲看见才知有甚于描写者。比如,民众有事来请调解,去找一科:‘喂,一科在哪里?’一科同志即应声出,和原被告坐下就谈。开饭了,大家去厨房吃饭。”

虽然大生产运动帮助边区做到丰衣足食,边区政府等单位却并非经常宴客。在1943年2月的日记中,谢觉哉写道:“我们要求得丰衣足食,要生产也要不浪费。请客是可以且有必要,然不要太多。阳历新年边府没有请客,阴历新年边府和边参共请了一次,七桌,此外就没有请了。其他机关也少见请客。”

延安时期,谢觉哉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中担任要职。作为一名高级干部,他在过生日和过节时皆是相当节俭的。他在1943年5月6日的日记中说:“三十以后常在外,缘用阳历,记不得阴历,也没去记,可说没有一年过生日自己记得的。去年放儿在凌波同志处问得,提起这事,那天有三两位同志来。”这一天恰是谢老60岁寿辰,他在日记中说:“午后六时开庆祝茶会,讲话的有李鼎铭、李卓然、续范亭、徐特立、罗迈、柳湜、李丹生诸人,九时余散会。”

直到抗战后期,延安干部饮食仍未与普通群众拉开差距。谢老1944年2月的日记记载了延安南区经济调查报告:“年消费肉类36740斤,7340人,平均每人吃肉五斤;植物油73480斤,每人10斤(吃和点灯)。而延安南区王家沟村十二家农户及南区四家经营副业的,调查则为富裕农民年吃肉14.2斤,中等农5.2斤,较贫农4斤,经营副业的14.7斤,平均为9.4斤。”谢觉哉说:“我们供给标准,大灶月吃小秤肉二斤,一般说,不低。不过农家饭的作法比我们好。”

当时,农民中擅长耕作者的饮食水平,有的甚至好于干部。1945年2月,谢老和林伯渠去看望农民老吴,回来后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到时,村人都聚在吴窑,谈到生活,似都满意。吴设酒,炒了五个菜,继吃饺子,在此地农村算是上食了。”

吃饭问题折射群众路线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前,边区个别单位供应较为紧张,一度出现以低价购买群众商品的现象。谢觉哉批评某单位总务部门:“总务处对供给的计划与预备有异常成绩,如萝卜、白菜每元购六十斤以上,市价仅二十来斤,二毛一月的烤火费,能整日烧木炭。”为此,他督促该单位:“今后在生产运动中应更能进步。”什么是总务处呢?谢觉哉说:“总务处(科)是各机关学校办理事务方面即办公所需工作人员衣食住所需的组织。旧社会叫‘庶务’或‘副官处’。”他严肃批评:“个别机关为着自给,强借东西,非法动员,打民树,低价买物,诸如此类妨碍人家的生产,不能算生产;损人利己的自给,不能算自给,而且是政治上严重错误,不只是总务工作做得不好。”

作为高级干部,谢觉哉自己也开展农业劳动,体会农民的不易。他在1943年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我到北方才感到这句话意义的严重。南方温热期长,虽然下种要及时,但迟几天同样可以成熟,北方就不然。去年我们种的洋柿子、大辣椒,都未黄熟,就遇到了霜天,萎了。”他告诉大家:“能掌握民政基本的,必然‘深知稼穑之艰难’。如果不懂得米从哪里来的,吃一顿花多少钱,而说他能富国裕民;在乡村中是个浑人,而说他能治国,只能当笑话讲,不会是事实。”

谢觉哉对民食问题的关心,感染了他的好友安文钦。当时,边区政府对党外干部的饭食供给,一度曾远超当地群众平均生活水平,这引起了安文钦的不安。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安文钦对政府提出批评:“住在交际处,顿顿有肉,太浪费了。我们是人民代表,要看看人民吃的是甚?”对此,谢觉哉盛赞:“‘仁者之言,其利溥哉!’我们赞成‘老者衣帛食肉’,安副议长是老者了,但也要做到‘黎民不饥不寒’。的确,我们浪费,不经济的地方很多,希望政府节约运动能够彻底实现。”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在这一方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解放战争初期,友人陈行健给谢老写信,谈及在前线的见闻,唏嘘不已。在1947年1月24日的日记中,谢老誊录了来信内容:“在翻身运动得到利益的群众中,我们常看到笑脸与真诚的接待。我在饥饿时候,吃过他们碗里正在吃着的面条。同时我也遇到没有翻身群众的白眼,当我饥饿时候,向他们要开水喝没有,要饭汤喝没有,要在他们正在剥皮收藏的一大堆柿子中吃几个不行,只给坏的、脏的、烂的、不熟的吃……”共产党人收获的民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踏踏实实争取来的。在近现代中国所有的政党之中,唯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让人民丰衣足食,人民自然选择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由此来看,共产党人能够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是在战场上打败了他们,同时在餐桌上也打了胜仗。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编:王楠、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