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

——伟人毛泽东对子女的教育及他的干部子弟教育观

王颖

来源:旗帜网2019年01月17日10:2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教家风问题,将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一个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

一代伟人毛泽东对子女的教育及他的干部子弟教育观,正是关于红色家风的典型范例和最好阐释,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超越小家,大爱无疆

毛泽东和天下的父母一样,非常爱自己的子女。不寻常的是,他超越了自己的小家庭,把对子女的爱与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女儿李敏对此深有体会:“爸爸从来不把我们子女当作他的私有财产”,“总是把我们看成同任何人的孩子都是一样的,都是千千万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之一,视我们为人民的财富。”正是这种家国情怀,构成了毛泽东教育子女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决定了他作为共产党人的干部子弟教育观。

毛泽东十分重视子女思想品德教育,要求子女树立远大志向,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1947年10月,他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毛岸英当时已经结束在山西临县郝家坡的土地改革工作,对父亲这段话深有感触,将其工整地抄写在笔记本扉页上,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并且一直珍藏着这封信,直到牺牲。

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就托人写信向毛岸英求情,希望能在长沙谋“厅长方面”位置的工作。在父亲的授意下,毛岸英回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这封信准确而透彻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权力观,正是毛泽东对儿子长期教育影响的结果。

在毛泽东看来,年轻人只有立下远大志向,才能获得积极进取的动力。否则,很容易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也容易陷于生活琐事的烦恼中。1955年8月,毛泽东勉励准备出国留学的大儿媳刘思齐“: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1962年6月,毛泽东写信给二儿媳邵华“: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毛泽东将对子女的殷殷期望,与为国为民的情怀连在一起,升华出一种高远的境界。

毛泽东希望子女通过脚踏实地学习、工作,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至于子女能否升官发财、成名成家,从来不在他的考虑之列。李讷回忆说:“我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可以说他对我们的希望也是比较大的。他不希望我们做什么科学家,什么政治家、文学家,他只要求我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他说你们只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很满意了。”

严格要求,“为之计深远”

毛泽东关心子女的身心健康,反对过多干涉子女的事而束缚他们的自由,但在涉及法律制度、公私关系等原则问题时,则十分严厉,没有商量余地,不许子女有任何越界行为。

毛岸英26岁时谈了对象刘思齐,认为自己年龄已大,想尽快结婚。当毛泽东听说刘思齐还差几个月才满18周岁时,就劝岸英再等几个月。可是岸英不太同意,提出“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毛泽东发了火,说:“你找谁结婚由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制度和纪律要做你的主!”

那是1948年的事,全国还没有颁布正式的《婚姻法》,解放区只有一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很多地方并没有严格执行,不到年龄就结婚的人很多。但毛泽东对自己的儿子绝不通融,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后来,岸英想通了,向父亲做了检讨,一直等到1949年才结婚。

毛泽东深知,干部子弟因为父母位高权重易产生骄傲心理,如果不严格要求他们,小而言之,害了他们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使党的干部与群众离心离德,损害党的事业。

毛泽东总是告诫子女要谦虚谨慎,老老实实做人。他曾写信给毛岸英、毛岸青:“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

危险。”他还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对年轻人一定要严格一些,不能因为岸英是毛泽东的儿子就可以搞特殊,不然的话,他会骄傲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把干部子弟教育问题放到防止贵族阶层形成、防止人民政权变质的高度上去认识。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不无深意地对高级干部们讲起《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也给自己的子女们讲过。

这篇文章说的是:赵太后因溺爱小儿子长安君,不愿意让他去齐国做人质以解赵国之困。大臣触龙劝她:各诸侯国的子孙受封为侯的,三世之后就没有继嗣的了,原因不是子孙们“不善”,而是不经世事,从小“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如今,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位置,那么肥沃的土地,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您去世后,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不让他去齐国做人质,不是真正爱他。

毛泽东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

毛泽东推荐这篇文章,是把教育和锻炼干部子弟同党和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是要各级干部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避免出现“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的情形,真正做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不因人热”,不搞特殊

毛泽东从不允许子女以他的名义、地位、权势去为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寻路子、谋私利,并时时提醒子女不能有特权思想。他一再对子女说:“靠我毛泽东不行,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去努力、去奋斗。不要把我挂在你们的嘴边上去唬人。”

为了不使子女有特殊感,毛泽东不准他们在外说出自己父母的真实姓名。李敏、李讷上学时,学生注册登记表上“家长姓名”栏中,填写的都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名字。毛泽东对毛岸青也讲过:“工作了,对同志们说时,你告诉人家,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一次李讷生病要住院,毛泽东告诉身边工作人员:不许她报真名,更不许提她是毛泽东的女儿。为了避免医院对她有任何特殊照顾,就给李讷改名叫沈娟,说是保卫人员沈同的女儿。李敏、李讷上学期间,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和普通学生一样住校,在学生食堂用餐,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因为学校距离中南海很远,开始时,工作人员用小汽车送她们上学,星期六再接回来。毛泽东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用小汽车接送,而是让她们乘公共汽车回家。

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也没有放松对子女的要求。当时李讷在学校寄宿,每个月只有30斤粮食定量。这么点定量自然不够一个正在发育中的人吃。看到女儿周末回家吃饭狼吞虎咽的情景,毛泽东心里是酸涩的。身边工作人员看不过去,找毛泽东说情,可他的回答是:“和全国老百姓比起来,她们还算好的”,“还是恪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

毛泽东总是鼓励子女要有志气,要自立自强,不依靠他人。他曾向子女讲过东汉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梁鸿是东汉初期经学家、文学家,因作《五噫歌》讽刺统治者的奢侈,引起汉章帝不满,于是隐居南方,替人舂米为生。虽然穷困潦倒,但人穷志不穷,即便是做饭,也不趁别的热锅省柴,而要自己重新燃火做饭。毛泽东希望子女做梁鸿那样有骨气的人。1957年,刘思齐在苏联留学,因从文科转向理科,加之语言不通,身体不好,便产生转回国内学习的想法。得知这一情况后,毛泽东写信关心并提醒她:“要自己做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毛泽东一贯反对干部子弟享受特殊照顾。1951年,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影响很不好。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件事,批转中央办公厅查明,纠正了公车私用的做法。1952年,一些学生和家长来信反映,在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待遇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的不同分为不同等级,这些差别对学生影响极坏,群众颇为反感。这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专门致信周恩来,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殊化,十分警惕“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他认为干部子弟教育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1959年底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和群众打成一片,经受实践锻炼

毛泽东认为,干部子弟最大的不足就是娇生惯养,社会经验少,脱离群众。1963年1月,毛泽东在给李讷的信中说:“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

毛泽东要求子女向工农学习,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他经常说:“离开群众,你们将寸步难行,你们将一事无成。”1946年春,已成苏联红军中尉的毛岸英回到延安。见到分别18年的儿子,毛泽东非常高兴。但他补偿父爱的方式却与众不同:让岸英到延安吴家枣园村上“劳动大学”,跟村里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学开荒、种地,干各种农活。后来,当毛泽东看到儿子晒得黑黑的皮肤,摸到儿子手上一层厚厚的茧子,满意地说:“这就是你的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啊!”

在国家、人民需要时,毛泽东又义无反顾地把儿子送上了战场。1950年10月,毛岸英匆匆告别家人,第一批赴朝参战,被分配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任机要秘书和翻译。一个多月后因敌机轰炸,不幸牺牲在朝鲜,年仅28岁。毛泽东内心承受着巨大的丧子之痛,但他没有后悔“: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毛泽东爱自己“小家”,更爱国家和人民这个“大家”,他要求领导干部及干部子弟不搞特殊,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毛泽东看到长期执政带来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风险,一再提醒高级干部不要忘记过去,正确教育子女。1958年8月,在一次会议上他讲到干部参加劳动,说“:同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寓爱于严”地教育子女,体现了一代伟人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毛泽东的干部子弟教育观,是站在党和人民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提出的,又以他的率先垂范而变得可感可亲、深入人心。它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光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显示了深刻的历史意义,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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