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力戒形式主义

李涛

来源:旗帜网2019年02月22日10:35

片面地注重形式而忽视本质,把形式本身看成结果,是形式主义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主义不从实际出发,单从表面上、形式上去估量情况,只讲一般原则、提空洞要求,却不拿出正确、管用的办法,严重背离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成为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一大破坏因素。毛泽东十分厌恶形式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坚持从实际出发,与形式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个崭新命题。当时,党内一些同志甚至主要领导人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或某些书本上的现成结论出发。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毛泽东毫不动摇、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反对不顾实际情况需要,只是一成不变地从形式上考虑问题,特别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指示。

1929年初,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时,党内出现分歧并引发激烈争论。最初争论的热点是红四军当时要不要设立军委。坚持设立军委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因为红四军“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的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故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对于某些人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毛泽东认为,这“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并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

与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相对立的,便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坚持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1929年12月初,为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结合红四军建军两年多来的革命斗争实践,彻底解决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提高全体官兵的马列主义觉悟,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政治素质、军事技术和作战能力,红四军在新泉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军事整训,同时为随后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在党史军史上彪炳千秋的古田会议)做准备。在政治整训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调查研究的工作方式,推动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的形成。毛泽东主要抓了两个方面的调查研究:一是红四军党员状况,以及怎样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二是红四军自成立以来存在的问题,以及怎样克服和纠正这些问题。为此,毛泽东深入群众、深入官兵,从望云草室到农家住户,从部队营地到练兵场,多次主持召开地方干部群众座谈会,倾听群众疾苦,征询对红军建设的意见;召开连队士兵参加的调查会,真诚地请他们提意见、讲问题,了解战士们的思想生活状况、官兵关系和对领导的意见及要求;召开各党支部、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鼓励大家说出红军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及建议。时任第二纵队第四支队第十二大队党代表的赖传珠曾回忆:毛泽东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当时,我们的水平还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但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讨论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泽东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性,指出克服办法。

这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收集第一手材料,在一线发现、分析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开创了运用民主方法解决党内思想路线问题的先河。通过十多天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收集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掌握了红四军内的基本思想和政治状况,脑海里逐步形成了怎样建设一支人民军队的蓝图轮廓,总结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并深挖问题的本质,揭示产生问题的根源,提出纠正错误的方法。在望云草室的煤油灯下,毛泽东彻夜不眠,奋笔疾书,把这些内容全部写进了那篇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从而明确了人民军队建军的根本原则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政策与方法。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照此做了,使整个红军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半年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中写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调查如同“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毋庸置疑,毛泽东在新泉整训期间开展的调查研究,正是对这一至理名言的有力注脚。

“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共产党有了极大发展,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遗留下来的不正确的思想作风还在党内严重存在。究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按照某些“本本”办事,党内还存在分歧。同时,大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思想不稳定,也从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些不良思想作风蔓延。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分歧,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

为此,1941年3月,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并在序和跋中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5月19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此后,毛泽东又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一场旨在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自1942年春天起逐步在全党全军展开。

文艺整风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延安文艺界暴露出许多问题。在延安的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抗战全面爆发后有感于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和团结一切爱国志士抗日救国的真诚,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城市奔赴延安。尽管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还认识不清,对与工农兵结合思想准备不足,既不熟悉工农兵生活,又不懂工农兵的语言,演出的节目和创作的作品还是大城市的那一套,根本不接地气,边区的老百姓和八路军工农干部都看不懂。毛泽东曾讲过一个典型的例子: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对于这种主观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毛泽东深恶痛绝,指出这“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机关报。胡乔木说:“初期的《解放日报》,尽管在总的办报宗旨和指导思想上接受党中央的领导,然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这些错误的东西,还不时地表现出来。当时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在版面安排上,固守于‘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延安市)’的不成文规定,而不是根据党和群众的需要进行安排。”在很长一段时间,《解放日报》头版头条都是苏联战场的战报,让人看着与苏联的《真理报》没什么区别,而解放区自己的事情则被摆到次席。总编辑杨松按领导要求仿照《真理报》的形式,每天苦思冥想地写一篇社论,结果写了不到30篇就累倒了,以致英年早逝,成为形式主义害死人的一个典型事例。毛泽东下决心要把这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9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讲的是陕甘宁边区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率领一支农民运输队到盐池县运盐的经过。毛泽东亲自在文章前面加了一个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突出宣传抗日前线战况和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大事。文风讲究实际,语言生动活泼,真正变成一份反映人民生活的报纸,变成一份人民喜欢看的报纸。

为了彻底解决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1942年春,毛泽东亲自找许多文艺界的朋友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经过几个月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为了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广大文艺工作者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纷纷打起背包,裹上绑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作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喜爱的优秀作品。其中最脍炙人口、影响深远者,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戏剧如《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歌曲如《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这些作品普遍、大量地运用工农群众的语言,加上努力向民间文艺学习,注重借鉴传统文艺的表现方法,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民族新风格,推进了新文学的民族化进展,使之更为广大群众接受。

看到文艺界的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1944年7月1日凌晨,毛泽东读了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从中深深感到了革命文艺作家新的创作作风,专门写信给予肯定和鼓励:“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来源:《旗帜》杂志2019年第2期;作者系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责编:王楠、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