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两个务必”穿透历史和现实的伟力

吕臻

来源:旗帜网2019年03月13日16:14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圣地西柏坡旧址调研后,深有感触地说:“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并使之更好指导党的建设?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弘扬?我们坚持‘两个务必’重点应该抓什么?怎么抓?”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给人启迪、发人深思,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两个务必”的精神内涵及现实意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两个务必”提出70周年,在这个特殊而重要的时间点上,有必要重温中国革命历史,体察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思考和初衷,感受“两个务必”穿透历史和现实的伟力。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这一形势给全党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及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个关键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形成一系列重要思想成果。1949年4月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谈中高度评价了七届二中全会,认为全会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水平。全会成果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全会报告里,毛泽东极富远见地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将要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他估计了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面临的主要危险,深刻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意义重大而深远的“两个务必”。

其实在全会召开两个月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已经向党内强调“必须谨慎”。他指出:“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就是铲地基,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毛泽东还从改进领导方法的角度提出避免骄傲的具体考虑:“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务,这样他就不骄傲了,否则就会停止前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两个务必”,并在热情洋溢地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后,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把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胜利面前的冷静清醒以及迎接新中国美好未来的无比自信和高瞻远瞩,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从此“两个务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

孕育“两个务必”的精神土壤及历史方位

“两个务必”之所以拥有巨大的精神力量,与培育它的丰厚精神土壤和我们党当时所处的历史方位紧密关联。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举世瞩目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刚刚结束。人民解放军在这三场气势恢宏的战略大决战中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新中国的成立指日可待。在经历22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牺牲千千万万革命英烈后,中国共产党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全国胜利局面。此时此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内心必定感慨万千。然而,他们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自满懈怠和止步不前,而是保持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冷静清醒和远见卓识。毛泽东深切地指出:“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在胜利光环的照耀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的不是功劳成绩,而是困难考验,考虑的不是庆功享乐,而是未雨绸缪,开展新的伟大斗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胜利面前的成熟自信,这就是“两个务必”孕育产生的精神土壤。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他指出:“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自信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总结“甲申三百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被胜利冲昏头脑终至失败的历史教训后,在历经20多年革命烈火的千锤百炼后,在人数武器装备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打败几百万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后形成的,有着极为充分和深厚的历史根源。有了这种政治上的成熟自信,我们党就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

“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不骄不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和虚心态度开展工作,要求全党在执政条件下经受住考验,艰苦奋斗走群众路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两个务必”永远都是我们党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我们党开展好一切工作的传家宝。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十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赴北平去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临行前,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再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历史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深刻回顾这场伟大的“赶考”时指出:“6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继续遵循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以“赶考”精神和“两个务必”时时自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政治定力。

从跳出“历史周期律”到“两个务必”:不断叩响的历史回音

1945年,毛泽东和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当时,黄炎培作为重庆方面的国民参政员到延安考察,毛泽东在会见时问他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史称“窑洞对”的谈话提出了一个历史性命题——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当初的回答直截了当,那是从政府和人民关系的角度作出的简明回答。事后,黄炎培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然而“历史周期律”命题却并未被终结,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前行愈来愈散发出无穷的魅力。1945年毛泽东在窑洞里作出那番回答时,中国共产党距离全国胜利尚有一段长路要走,毛泽东当时用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形容这段路途的艰辛和前途的光明。到了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毛泽东这时则用了一句“将革命进行到底”来坚定中国人民夺取最终胜利的决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上再次对政权、政党的兴衰更替问题作出严肃思考,从管党治党的角度提出了新长征、“进京赶考”和“两个务必”等一系列深邃战略思想,对巩固新中国政权、加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对“历史周期律”命题作出的更深层次和更具战略性的回答。这个回答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治乱兴衰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20多年革命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思考,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坚守初心、不断前进问题的深刻把握,指导意义极其深远。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在同年年底召开的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号召全党“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从“窑洞对”提出“历史周期律”命题,到毛泽东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再到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条件虽然在不断发生变化,然而永远不变的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管党治党的决心魄力。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贯彻“两个务必”和走好新长征路的庄严抉择。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上强调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来源:《旗帜》杂志2019年第3期;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

(责编:王楠、白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