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定目标,笃行实干

郑超愚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03月23日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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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至今,我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不仅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任务,而且在去年第四季度已恢复到6%以上的疫情前年均增长速度水平。考虑恢复性增长情况和基数效应因素,2021年我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在8%以上。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引导合理增长预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仅设定2021年经济增长速度6%底限目标,平稳衔接“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

锚定高质量经济发展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目标笃行实干。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稳中求进总方针指引下将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强化改革创新动力,能够确保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保持相对快速的持续健康增长。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越1万美元和经济总量跨越100万亿元人民币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经历对美国经济相应指标的依次赶超过程,必须在2035年前维持5%以上年均增长速度。对此,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历史原因和未来趋势的理论分析,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红利解释和悲观预测失之简单和偏颇。在人口和资源因素以外,需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环境以及我国经济政策的发展主义目标导向和现实主义工具理性,才能够充分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庄严承诺和不懈奋斗目标。从20世纪50年代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到20世纪80年代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再到当前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现代化的路线、目标和任务主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部历史。与传统经济不同,现代经济本质上是进步的,起飞后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而国际收入是可收敛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最重要和迫切的现实意义和实际要求,就是重新培育、获得和维护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能力。

要注重新发展格局下的国内需求管理。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各种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潜在问题。不过,20世纪8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和次贷危机后的3次经济萧条均是输入型的,而20世纪90年代初开启的外向经济发展和加入WTO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有力促进了前两次经济萧条后的经济复苏以及后续高速增长。次贷危机至今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我国经济景气难以继续耦合国际经济景气,无法完全依靠外部需求扩张来完成从萧条到繁荣的本次周期形态转换,必须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主要依靠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来支持短期经济复苏和长期经济增长。

参照国际经验,弥合二元经济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继续深化,非平衡增长战略后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补偿性增长,从大规模生产到大规模消费的增长阶段变迁,隐含在消费升级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嵌入型技术进步要求的固定资本积累,上述国内需求扩张因素能够继续拉动我国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在二元经济和成长经济的条件下,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储蓄倾向是相互正向依存的,同时蕴含“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与“低储蓄—低投资—低增长”的宏观经济运行多重均衡态势。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需要建立以投资需求管理为轴心的需求管理政策体系,促进高储蓄向高投资的有效转化,以充分积累的资本存量与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互补来支持日益临近的老龄化社会。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的短期复苏进程和长期增长趋势在相当程度上是预期依存和政策依存的。我国需求管理应该采取微撞模式,通过间歇增加总需求探索潜在总供给前沿,在乐观经济增长预期和积极需求管理政策支持下,实现与所谓最低可持续失业率目标对应的最高可持续增长速度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需求管理政策仍具有较为宽松的扩张性操作空间:一方面,由于汇率和利率的制度设计,我国稳健货币政策能够独立于国外货币政策取向,并能够同时运用货币供应数量管理工具和利率水平价格管理工具;另一方面,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支出能够创造自己的财政收入。按当前利率前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自然冲销能力将有效降低国民收入债务比率而实现财政健全化。

(作者:郑超愚,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责编:陈诚、张桃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