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成熟之路

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在1920年底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之前，毛泽东曾经有过长时间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经历。那么，他是怎样由非马克思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呢？

第一次思想转变：从尊崇孔孟到拥护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正值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之时，社会黑暗，民生困苦。这时的毛泽东熟读儒学经典，尊崇孔孟之道。然而，面对几千年封建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儒家学说无法承担起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重任。为此，少年毛泽东开始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向外界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十四五岁时，毛泽东读到了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和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等早期改良主义著作。这些书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原则和富国强兵的政策主张，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激发了他的爱国理想。此后，毛泽东从维新派教师李漱清口中听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很多故事，这使他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1910年，在东山学堂学习期间，毛泽东对表兄文运昌的一套合订本《新民丛报》爱不释手、反复阅读，熟能成诵。当时的毛泽东赞成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革，希望中国建立英国、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度。

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后，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第一次知道孙中山和同盟会纲领以及黄兴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进而开始拥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为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写了一篇政见文章并贴于学校墙壁上。在文章中，毛泽东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政府，以反对专制独裁的清政府。其中，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篇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尽管比较幼稚，也没有厘清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政治分歧，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观点。

1911年5月，国内掀起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的运动。为表达对清政府出卖铁路权的不满，毛泽东和他的一个朋友带头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但是，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却不守信用。于是，毛泽东和朋友就出其不意强行剪掉他们的辫子。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多么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呵!”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从尊崇孔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一名拥护资产阶级革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第二次思想转变：从拥护资产阶级革命到支持无政府主义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树立起民主共和的旗帜，然而中国并未由此获得新生。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各路军阀割据混战等接踵而至。严峻的现实让毛泽东从迷惘中清醒过来，他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进入中国。由于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更具社会基础，且比马克思主义更早传播，因而被毛泽东等众多知识分子所接受。怀着对无政府主义的憧憬，1918年下半年，毛泽东同蔡和森等人开始尝试在湖南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这个“新村”建有各种公共设施，学生们半工半读，接受新式教育；新学生创造若干个新家庭；这些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个新社会；把这些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经过多次亲身实践，毛泽东认识到，在当时湖南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这一美好的乌托邦式的设计只能是一个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1920年，湖南军阀张敬尧被驱逐后，毛泽东认为摆脱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湖南具备了彻底改造的前提条件。但是，他认为当时尚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只能搞“湖南自治”，通过人民制宪会议制定“省宪法”，建立“湖南共和国”。毛泽东设想了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各种计划。从内容上看，“湖南自治”计划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新村”试验的翻版。为了给当时的湖南统治者施压，1920年10月，毛泽东组织了2万余人参加的“湖南自治”运动请愿活动，并亲自起草了《请愿书》。湖南督军谭延闿断然拒绝《请愿书》的内容。当时，因游行队伍扯下了湖南省议会所挂的旗帜和匾额，毛泽东等人险些遭到谭延闿、赵恒惕政府的迫害。这样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自治运动最后不了了之。

第三次思想转变：从支持无政府主义到选择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1918年8月，毛泽东到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工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并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同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演说。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很快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李大钊在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日益深入。从北京回到湖南以后，为了介绍和宣传各种新思想，毛泽东于1919年7月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并任主编。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他写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该文第一次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指出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应该说，毛泽东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大潮的洗礼下，开始看到人民大众的巨大力量，该文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变化。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达北京，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活动。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同李大钊、邓中夏等联系密切，特别注意搜集和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其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三部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史》。通过学习这些书籍，毛泽东更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对社会历史发展有了比较正确的见解。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到达上海。在上海期间，毛泽东同正在筹建共产党的陈独秀进行过会面和交谈。陈独秀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谈话内容使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更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0年下半年，随着“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毛泽东彻底放弃了对社会改良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幻想，开始全身心地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怀抱。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可以从他给别人写的信中看出来。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罗章龙的信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不同意萧子升等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式道路的主张表示深切赞同。这些信的内容，充分反映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纷杂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矢志不移、执着追求。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 ，稿件来源：《旗帜》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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