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谈锤炼党性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外力的而是自觉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与时俱进的

　　1937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为促成国共合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改编中，许多高级将领被降级使用，有的从军长降为旅长、副旅长，有的从师长降为团长、副团长，有的由指挥员降为战士，大家对此毫无怨言，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其中，李先念同志从军级降到营级。上级领导问，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毫不犹豫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反映的是一种清醒的党员意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彰显的是共产党人坚强的党性。党性强，就能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外力的而是自觉的。1934年，陈昌离开中央特科总部机关，被派往敌人心脏作隐蔽战线斗争，他把敌人每月发给的工资20%自用、80%作为党费上缴党中央，始终保持了出淤泥而不染，不仅完美地完成了情报工作，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为党、为军队购买枪支弹药等供抗日前线急需。1935年，由于斗争环境恶劣，东北抗日联军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艰难岁月里，冯仲云坚持给中央写信请示汇报工作；杨靖宇冒着重重危险，两次率部西征，试图打通与党中央的联系；周保中更是发自肺腑地说：“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接不到党的指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样。”他们的事例表明，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体现的是内心深处对信仰的执着坚守，形成行动上的自觉，如此锤炼党性，才能有跟党走的坚定不移、有不怕困难的顽强勇毅、有危难关头的不惧牺牲。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1950年初，中央决定进藏，邓小平找到18军军长张国华，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谈话凭党性。”张国华回答：“一切听从党安排。”同年，李狄三也奉命率部入藏。当五星红旗在噶大克飘扬时，包括李狄三在内的63名官兵倒下了。在遗言中，李狄三说：“共产党员就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在最困难的时候，向党要副担子挑在肩上的人。”1955年，张富清退役转业时面临多个选择：留在大城市，海阔天空；回陕西老家，可以方便赡养老母。当组织找他谈话时，他当即决定响应党的号召，去偏远、艰苦的来凤县工作。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战场上死都不怕，苦点怕什么？”他们的故事昭示我们，共产党员也有个人利益，但坚强的党性，使得共产党员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党的事业，奉献一切、牺牲一切。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与时俱进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兼任华东军政大学校长的陈毅出席学校的开学典礼。当时的华东军政大学从备战需要出发，要求所有男学员剃光头，一些学员怕影响自己的形象不肯剃。为了疏通学员思想，陈毅对大家说：“小同志们，你们今天当兵，就是决心参加革命，而为人民服务是终生的，可不是一时一事的，今天想起就革命一下，哪件事愿意就服务一次。我是老革命了，仍在时时事事提醒自己。小战友们，我们在这件事上一样：既然下了决心，终生不渝，那就常要从头开始！”他把帽子摘下来，指着自己的头大声复述：“从头开始！”一语双关，讲出了“革命永远在路上”的真谛。革命胜利后，凡有老战友来探望，徐海东大将必问：“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这三问，问出了徐海东自己和身边同志的思想清醒。锤炼党性，本质上是一个纯洁自我、提升思想境界的过程。彭德怀每月“反省自查一遍”，严格要求自己；董必武90岁高龄仍赋诗抒怀“彻底革心兼革面”，注意以身作则，服从组织，遵守纪律；谢觉哉经常“跟自己打官司”，省察一言一行。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动实践，验证了一个道理：锤炼党性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永葆党性之树长青，必须“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

　　“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才能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破除‘四风’顽疾。”这是一种党性要求，也是对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呵护。今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老一辈革命家锤炼党性的优良传统，更须矢志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才能更好地坚守初心、砥砺恒心，以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

( 编辑：钟鸣   送签：钟鸣   签发：张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