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 |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党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历史的车轮驶入1949年，一场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正在上演。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后，陆续南下陈兵长江北岸，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奋斗，即将从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向全国执政。深刻检视党员干部队伍，研究部署新中国执政方略，切实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紧迫而又重大的任务。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七届二中全会。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新中国成立前夕党面临的新情况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经过延安整风和历次党内教育，虽有一定程度改变但仍比较严重地存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成功道路，使得党员中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占绝大多数成为不可逾越的实际状况。一些党员在组织上入党了，思想理论建设还在路上。每当革命斗争重大转折关头，种种思想认识和行动中的问题总会出现。1949年，即将迎来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

第一，社会地位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将要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其中很多党员干部会成为党和国家各个部门的领导者。当“官”、掌权可能产生不良思想作风并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对此作了科学预判，并提出了严正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由于党的执政与掌权，一些心术不正、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就会削尖脑袋，千方百计地钻进党内来，追名逐利，捞取好处，把入党变成谋取私利、升官发财的阶梯，这更增加了党性蜕变的危险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有一个为谁掌权、如何执政的问题。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是做人民的公仆，还是当官做老爷？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严峻考验。

第二，中心任务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工作将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由夺取政权转向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指导革命战争相比，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更为艰巨和复杂，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曾经预言：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虽然胜利，但是财政经济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因此，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国家，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毛泽东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领导全国人民改造旧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经济建设，管理工厂、管理贸易、管理银行、管理铁路、搞农业技术等，是陌生的、复杂的任务。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学习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和管理技术，掌握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成为既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有真才实学的内行和专家。

第三，工作环境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变成了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也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白色恐怖条件下，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如果脱离了群众，就一天也不能生存，随时有被捕、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到了和平时代，进了城，许多干部住进了高楼大厦，如果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和群众的关系就会疏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从而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不关心群众生活，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就有可能走向为人民服务的反面。

第四，生活条件的变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生活条件极端艰苦，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红军初创时期，从军长到伙夫，每人每天一律是五分钱的伙食费，大家几乎顿顿吃的是红米、南瓜。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经常“野菜充饥”“炊断粮”；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常常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用“小米加步枪”与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军队对阵。所有这一切，在新中国成立后，将会有根本性改变。生活条件的变化，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贪图安逸舒适，追求物质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甚至会腐化堕落。刘少奇在全面抗战时期就指出：“历代的革命者，一到他们进行的事业得到胜利和成功以后，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1948年12月他再次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

二、七届二中全会党的建设新思想

面对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避免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辙，这是始终萦绕在毛泽东脑海中的“前车之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党中央汲取28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全面审视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新思想。

第一，一个正确认识。毛泽东提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的讲话蕴含强烈的使命意识，旨在要求全党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革命斗志。1948年12月30日，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谈阴谋，粉碎其“划江而治”企图，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1949年1月8日，又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重申“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指出：“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不久，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对周围同志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比，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千万不能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绝不能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必须长期奋斗、不懈奋斗，用更大的努力来建设新中国。

第二，两种优良作风。毛泽东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旨在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更要经受住考验，防骄戒奢、居安思危。“两个务必”的提出是对中国历史演进和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1944年，毛泽东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同年，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再次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讲道：“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两个务必”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体现了对革命胜利、进入城市后党内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深刻忧思，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

第三，一个有效武器。毛泽东强调：“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这一论断旨在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的有力武器，是为解决党内问题开出的一剂“良药”。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喻为治党的“武器”，并将其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采用这一方法检讨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及时地修正错误，有效地抵制不良风气侵蚀，保持肌体健康，实现党的团结。

第四，六条重要规定。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六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六条规定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前为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和党内骄傲自满立下的规矩。六条规定的提出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共识。1949年初，毛泽东就曾提醒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同时对内部要严整起来，要停止做寿、致祝词、改县名、送礼”。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三辞寿筵，并多次强调不要把他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1948年，毛泽东在给吴玉章的信中指出，“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这种说法是不适当的，“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不给党的领导人祝寿，不以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称，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不变准则。1953年8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些规定。六条规定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制止歌功颂德和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廉洁自律和谦虚态度。

三、七届二中全会党的建设思想新启示

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正确地分析党内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一系列党建新思想，为我们党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四大考验”、存在“四种危险”，建设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我们党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战胜各种危险，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需要汲取历史经验，坚持不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方位加强党的建设。

第一，增强学习本领，勇担时代重任。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革命、建设、改革任务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繁重任务，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党自身存在的不足，要求全党“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强调“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并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发出“全党来一个大学习”的号召。新时代共产党人，要更加自觉、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有针对性地学习工作所需的各种知识，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第二，牢记“两个务必”，加强作风建设。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作出六条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狠抓作风建设，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得到有力整治，党风政风呈现全新气象。但也要看到，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党内存在的作风不纯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突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抓好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症，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第三，用好批评武器，推进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并向全党发出“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强调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保持着自我革命的精神，坚持依靠自身力量革除自身病症、解决自身问题，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但必须看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必须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持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坚决同一切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现象作斗争，荡涤一切附着在党肌体上的肮脏东西，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第四，夯实制度根基，强化党的领导。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强大的制度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如何加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并将其概括为十二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要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须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把握和统筹“两个大局”，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作者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百年历程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7ZDA005）阶段性成果】

来源：《机关党建研究》2021年第5期

( 编辑：谢淳子   送签：谢淳子   签发：梁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