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 |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其开创性贡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新时代条件下，重温76年前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化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决议》制定的历史背景

《决议》的酝酿、起草和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同时在某些时期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就包含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期间所犯的“左”倾错误。然而，对这一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尤其是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党内同志长期以来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因此，为了学习汲取中国革命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团结全党为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这个重要文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先后发生过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3次“左”倾错误，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国民党军队大打阵地战，跟敌人拼消耗；在政治上实行“左”倾关门主义，将所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都看成革命的敌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拒绝与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合作。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红军被迫长征，致使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尽管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在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作出正确的结论。

在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等组成，以毛泽东为首；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提交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后来，由于中央内部整风的开始，《结论草案》在某些方面的内容需要进一步充实以至修正，便被搁置下来。不过，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都被保存在后来通过的《决议》当中。1943年10月，党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党的高级干部围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文件汇编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同时还先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如湘鄂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闽粤边区、赣东北地区、闽西地区、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以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华北座谈会等。毛泽东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讲话，针对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就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了6条意见，得到会议的赞同和批准，成为政治局的结论。这些结论成为起草《决议》的重要指导原则。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作为召集人，主持《决议》起草的日常工作。在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决议》。1950年，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泽东选集》。

二、《决议》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

《决议》分7个部分，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阐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穿了以整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新的传统”。

（一）《决议》对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指出，《决议》“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还说“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反映了我们党研究、回顾党史的一大要旨。土地革命时期出现的3次“左”倾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惨重损失，历史教训极其深刻。只有系统地总结这段历史，才能汲取经验教训，统一纷繁芜杂的认识分歧，清除思想蔽障。《决议》在广泛讨论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主要表现、危害、原因等做了系统深入的揭露和剖析，对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问题，如八七会议、党的六大、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遵义会议等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这样，通过论述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全党对建党以来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的发展历程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二）《决议》阐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决议》在深入剖析“左”倾错误的同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具体说来，党的六大后的一个时期，毛泽东“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立三路线时期，毛泽东“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六届四中全会后，“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决议》特别强调，“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三）《决议》贯穿着以整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新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开展过多次反对“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但由于方法不妥当，“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为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克服错误倾向，毛泽东明确提出延安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综观《决议》全文，可以看出它很好地贯穿着这一“新的传统”。《决议》强调，“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决议》对各次“左”倾路线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根源的分析，以及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所秉持的实事求是态度，无一不是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

三、《决议》的历史作用和重要意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对《决议》的历史作用作出这样的论断：“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这段话展现了《决议》对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所起历史作用的主要方面。

（一）《决议》系统论述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实现思想统一，是党经过长期革命实践得出的加强自身建设的规律总结和经验结晶。党在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和分歧，这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害。邓小平后来就说，遵义会议后，“全党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对党的历史、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正确的党、联系群众的党，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来武装党等问题的认识，都还不很清楚”。《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作出了正式结论，对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这就以党的文献的形式系统总结了党的历史教训、分清了路线是非，从而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全党达到了空前团结。任弼时在七大预备会议上就指出，“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的空前团结的反映。这是对七大的思想上的准备，其意义也是非常伟大的”。

（二）《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了充分准备。在延安整风期间，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逐渐得以确立。因此，作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成果，《决议》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促进了全党理论上的清醒。《决议》以一系列事实告诉人们，建党以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所代表的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中国人民的领袖，是因为他代表了党和人民事业正确的方向、胜利的方向，符合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这就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了充分准备。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对之后中国共产党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起到重要作用。张闻天修改七大《决议》时曾在末尾加了这样一段话：“大会欣幸的指出：党经过了自己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党！”这集中反映了全党在经历20多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后形成的共识。

（三）《决议》通过整风进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是空前的伟大创造。在主持路线学习和起草《决议》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错误路线与反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进行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他还说，“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只是惩罚……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应该说，《决议》在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很好地贯彻了“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决议》强调，“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决议》在严肃批评“左”倾路线和一些同志过去所犯错误的同时，又肯定他们做的某些工作是正确的，这些都反映了《决议》通过整风进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的创造性做法，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创新与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来源：《机关党建研究》2021年第12期

( 编辑：谢淳子   送签：谢淳子   签发：梁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