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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在于勤奋 成功在于细节


1961年,我从天津医学院(现天津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同位素科,师从著名核医学专家卢倜章教授。因为当时设备单一,临床应用有限,仅有放射性碘131诊断和治疗甲状腺疾病、磷32治疗血液病和皮肤病等,加上工作中还不可避免地受到放射性辐射,防护设备又很简陋,几位同事先后离开了科室。我也曾动摇过,但在老师的教育培养下,通过参加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我逐渐喜欢上了这个专业。
1979年我调至北京医院,以吴蔚然名誉院长、钱贻简名誉院长和李果珍教授等为代表的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无私奉献的老一辈专家,他们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后半生。北京医院同位素室(后更名为核医学科)于1972年成立,我来时只有4名工作人员。1982年开始,我担任同位素室副主任,1989至2000年期间我担任科主任。
开展核医学需有两大必要条件,即放射性药物和核医学设备。科室发展的转折点是1983年,当时,SPECT(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仪)在国际上刚刚进入市场,不仅可做平面显像,同时还能完成断层显像和全身显像,我院领导及时捕捉到这一机遇,在国内首批引进SPECT。在陈雅清主任的领导下,我们努力钻研,勤奋工作,于1985年在《核技术》杂志发表了国内首篇SPECT临床应用研究成果;后继又在《中华核医学杂志》发表了数篇关于SPECT在其他疾病或系统的临床应用论文;同时,我们还承担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核医学操作指南中SPECT显像的编写。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放射性核素全身骨显像是国内核医学检查频次最高的项目,它以一次成像能显示全身骨骼、探测病变灵敏度高、价格相对低廉等特点,在各种医学影像检查骨骼疾病,特别是恶性肿瘤骨转移中具有独特优势。1985年,我科率先在《中华核医学杂志》报告了“放射性核素全身骨显像诊断骨转移”的研究成果,之后又发表了一批骨显像论文。
为了紧跟国际技术前沿,从1988至1994年,我分别赴瑞典、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学深造。国外先进的设施、丰富的经验和现代化的管理,开阔了我的视野。我珍惜每一次机会,注重结合国内实际需要,抓住重点,力争学有所获。如1994年我到澳大利亚悉尼威尔士亲王医院学习,科主任是当时世界核医学与生物学联盟主席,该科医疗工作特长是骨显像,他们通过各种检查技术将骨显像病灶精确定位,拓展到对良性骨病的诊断。而当时国内骨显像主要用于诊断恶性肿瘤骨转移,临床医生反映时有假阳性报告,与国外有较大差距。为了把骨显像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我除了参与日常读片和大会诊外,还虚心向技师学习具体操作,并阅读了数千例存档的病例胶片。回国后我和同事们一起分享学到的新技术和经验,不仅提高了我院骨显像鉴别诊断良恶性病变的水平,还举办了4届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参与了核医学教材和专著的编写,并应邀赴全国多地讲学,推动了我国骨显像操作技能和诊断水平的提高。
进入新世纪以来,核医学仪器有了更迅速的发展。2001年我院在国内率先引进了符合线路SPECT/CT,也就是在SPECT设备上配置1台低档CT,其原定目标是提高SPECT图像解剖定位准确性和改善SPECT图像的质量,但我们发现,进行一次断层骨显像检查可同时获得SPECT(功能)图像、CT(解剖)图像和二者融合图像,有效地改善了对骨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能力,显著降低了骨显像诊断骨转移的假阳性率。2002年在《中华核医学杂志》发表了国内第1篇SPECT/CT临床应用论文“SPECT/CT骨显像鉴别诊断脊柱骨良恶性病变的价值”,该论文在1998至2013年《中华医学杂志与分子影像杂志》(原《中华核医学杂志》)发表的2580篇论文中获被引次数第1名。有一个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病例,转自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当时,该患者骨显像诊断第3腰椎右侧和右第12肋骨转移,后经我院行SPECT/CT骨显像检查,发现第3腰椎右侧阳性病灶来自骨赘,右第12肋骨阳性病灶因右肾盏引流不畅积累尿液所致,从而排除了骨转移的诊断。
2004年,我院又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北京市第一台PET/CT,我们在承担医疗任务的同时还出色地完成了医疗保健工作,为临床特别是肿瘤患者提供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诊疗依据。
我觉得很幸运,有机会为我国核医学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一名从医多年的老医生,我始终认为,成功在于勤奋,成功在于细节。
(来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作者单位:北京医院)
( 编辑:闫奕 送签:闫奕 签发:钟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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