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两个结合”最大法宝，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一切上升为指导性的理论体系都源于时代需要，植根于时代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两个结合”是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2023年10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守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和魂。要加强金融智库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首次提出了“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明确要求。这一系列讲话精神为金融系统坚持“两个结合”，建设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工作要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必须坚持用好“两个结合”这一最大法宝。

从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史中，深刻理解“两个结合”对于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伟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鲜明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重大理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揭示了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标志着党的理论创造性、文化主体性、精神独立性实现了新的升华。

“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在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正是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我们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向前进，取得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指引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金融工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已思虑谋划“建立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组织”；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升级了对金融重要性的认识，提出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解放战争时期，他主张统⼀⾦融⼯作、货币发⾏，从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中夺取领导权。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学习苏联起步，经济金融体制的理论和做法效仿苏联模式。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告诫全党“以苏为鉴”，思考和探索自己的道路。此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一直力图推进和拓展社会主义金融事业。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新中国成立之初建构起这样一套金融体系：货币发行权、金融资源配置的领导权由我们党掌握，而非集中在少数私人财团之手；完全有别于西方金融制度中“资本至上”的价值导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农信社、中国人民保险在财政部、人民银行的领导下步调统一、助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避免了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成功促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这一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

从改革开放起始到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指导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向改革开放转轨的伟大实践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金融发展的思想理念不断深化和创新，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金融体制。

邓小平金融思想的论述以解决生产力问题为探索起点，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直接目标，以金融制度、金融体制和金融运行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镜鉴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盛衰成败，探讨金融和市场经济关系、建立真正的银行、金融体制改革等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实践课题，对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作出科学判断，突破原体制边界，克服旧观念束缚，指导我国金融改革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丰富党的金融思想，比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思想、现代金融企业思想、金融党建思想、依法治理金融思想、金融安全思想和对外开放思想等，上述思想紧密相连、相互贯通，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的10年间，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能源、金融、信息等方面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适应时代，拥抱变化，“科学发展观”是贯穿其中的一条鲜明主题。

科学发展观中的金融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发展史上得到多方面的深化和拓展：在对象方法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突出金融制度、金融体制机制和金融市场运行的整体研究；在理论结构上，以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论、金融制度论、金融改革论、金融开放论和金融安全论为主体部分，把握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在逻辑思路上，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理论基点，着力于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运行的探索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把我们党对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对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推进金融创新发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等专题作出了深入阐述，极大丰富和拓展了我们党的金融思想。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对于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只有从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汲取智慧，有了文化主体性，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中国传统经济活动中，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道、德、仁、义、礼、智、信、勇、强、和的道德观，“利者，义之和也”的价值观绵延其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中华民族在经济领域的文化精神和人文智慧，《易经》理、数、象一体思想、《六韬》经济思想、《史记》经济名篇《货殖列传》、齐国名相管子的《国蓄》思想、银雀山汉简《市法》篇、商鞅变法的“重农”思想、《唐会要》中记载唐代的经济金融治理制度、《汉书·食货志》等等，从寥寥数语到分门别类，经济史的著述卷帙浩繁，我们有独有的理论体系，《黄帝内经》中揭示“天人本一”理论，《素书》中讲“足寒伤心，民困国残”；我们有独特的价值理念，如福禄寿喜财，“德本财末”的人生观标准，也就是《了凡四训》里讲到的，“有千金之产者，必是千金人物”；我们有独立的历史实践，根据《世界文明史》一书中记载，宋代经济远较唐代发达、城市繁荣，商业兴盛，生产力更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有学者认为，从明中期一直到清中期即19世纪前，我国社会经济整体水平仍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而且是亚洲乃至世界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我们成功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创新，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由此观照，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文明形态必然是赓续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化，而不能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

在绵延几千年的历史中，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灿烂的文化，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极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积聚的知识和智慧，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唐宋时期的市场理念，以及明清时期的商业资本文化，源远流长、内蕴丰富，但也有不少观点具有历史局限性。全面整理传统经济思想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源远流长、层次多元的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涉及经济伦理思想、经济治理思想、财政思想、工商业经济思想、农业经济思想、金融思想、土地思想、对外贸易思想、人口思想、收入分配思想、价值与价格思想等丰富内容，这些传统经济思想的深邃智慧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蕴含着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分析和逻辑体系，有助于打破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的迷思，跳出以资本为中心、对外扩张、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思维窠臼，能够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门类知识体系供给丰富的思想理念、精神特质，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用好“两个结合”最大法宝，担负起培育和建设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新时代使命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两个结合”是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自信，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发展的主体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又融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逻辑。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大课题后，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清晰体现了新时代金融治理思路。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要坚持用好“两个结合”这个最大法宝，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守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和魂，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坚持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讲好金融业故事，打造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标杆、样板、典范，总结好体制机制、抓手载体的创新经验，把实践经验上升为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把好经验好做法适时提升为理论体系。

要守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和魂，一是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解决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实际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矛盾分析法和普遍联系的发展观能帮助人们以矛盾分析为导向，注重重点发展和全面发展，注重相互联系的各种事物发展的统筹和协调。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具体演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高质量发展为第一要务，通过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文化阻碍；掌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在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过程中，扎实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真正做到发展依靠人民群众，发展为了人民群众。二是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注重寻找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例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担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大局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修为取向，“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以生利、义然后取”的义利观，等等，这些宝贵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历朝历代经济金融实践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为提高干部和员工的觉悟水准、道德良知和职业操守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我们需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提炼教育，对广大干部和员工产生同化作用，进一步促进广大干部和员工人格、意志、品行的不断完善。

要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战略发展、公司治理、产品创新、风险控制等现代金融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融入金融与社会其他诸领域的关联中，充当着金融企业战略定位的“导航灯”、经营发展的“助推器”、内外部关系协调的“黏合剂”，是企业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的综合体现。文化赋予企业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赋予企业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赋予企业以极高的组织效能，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要素相结合，员工的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的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为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聚焦“五篇大文章”的重点领域和主要着力点，新时代新征程上通过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推动金融机构形成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业务规范。

要坚持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对于如何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点要求：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这三点要求是我们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行动指南。

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强化根本保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始终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健全完善党对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党在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其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五篇大文章”等重大部署，构建起经济安全的风险防控屏障；通过强化普惠金融、适老化服务等举措，增强民生保障的覆盖面和精准度，深化数智化转型，构建精准化服务体系，破解民生痛点。

在加强理论武装中凝聚强大合力。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以党内教育引导和带动全体干部员工的学习，增强全体干部员工运用科学理论开展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切实将理论学习的丰硕成果转化为文化建设工作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

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实现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首先，坚持“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有益成分，确保传统经济思想的阐释和发展符合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实际需求。中国特色银行文化、保险文化、证券文化等子文化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在各个金融领域的延伸与实践，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以“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为核心原则（即“五要”），并以“不逾越底线、不唯利是图、不急功近利、不脱实向虚、不胡作非为”为行为约束（即“五不”），要将金融文化“上位法”的要求与子文化的内涵要义融会贯通起来。其次，坚持“两个结合”，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一脉相承，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包括红色金融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南泥湾精神、特区精神、雷锋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坚持“两个结合”，建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论体系。在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导下，提炼和总结实践的规律性认识。

在秉持开放包容中激发生机活力。现代金融业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在坚守“魂脉”和“根脉”的基础上，秉承世界眼光，加强文化交流互鉴，批判性吸收西方金融理论，找寻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基础，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金融文明成果，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对其进行科学扬弃和本土转化，充分激发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生机活力。

在坚持守正创新中展现担当作为。坚持守正创新，需要我们守好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的根与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金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回答好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基本内容、突出特性、实践路径、发展规律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为建设中华文明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又要用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技术赋予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新动能、新优势、新格局，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相一致的金融文明。

坚持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是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方法论。通过总结经验，形成规律性认识，采取新的措施而不断推进和深化各项工作。深刻理解并运用好这一宝贵经验和重要方法论，先实践、后总结、再推广，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必然要求，对于培育和建设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中国金融政研会；作者濮旭系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李萍萍系《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总编、研究员）

( 编辑：张莉   送签：钟鸣   签发：林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