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3月6日召開的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指出：“今年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我國將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幫助這麼多人脫貧，這對中國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義”。這是繼2015年中國在落實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交出滿意答卷以來，向貧困治理的又一次雄心勃勃的沖刺。改革開放40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立足國情、積極探索、勇於進取，把落實全球減貧目標與本國發展戰略有機結合，在減貧領域取得了巨大進展，開辟了全球貧困治理的新境界。
中國減貧績效改變了全球貧困格局
1990年，全球超過19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標准線以下，這一數字在2015年下降到7.3億，全球貧困狀態有了很大改觀，貧困率從36%下降到10%。同期，中國的貧困率從66.2%下降到0.7%，極端貧困人口從7.5億減少到960萬，成為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國家。
取得這樣的減貧績效來之不易。1990—2015年，世界總人口增加了20.6億，其中，南亞、撒哈拉以南非洲、東亞和太平洋三個地區人口增量佔到了全球增量的3/4。快速的人口增長給經濟帶來了巨大壓力，同步引發糧食、就業、教育等社會問題。同一時期，高收入國家的貧困率從0.6%上升到0.7%，美國的貧困率從0.5%上升到1.2%，全球經歷了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在一個不算好的全球經濟背景下取得了卓越的減貧績效，由此改變了全球的貧困格局。
1990年全球80%的極端貧困人口居住在東亞、南亞和太平洋地區。25年后，全球貧困人口有了不同程度減少。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是減貧績效最好的地區，從1990年的11.2億極端貧困人口，2015年下降到了5000萬。減貧績效排名第二的是南亞，從1990年的5.4億減少到2015年的2億左右。按減貧貢獻從高到低排名前三的地區是“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南亞”“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中國是東亞地區減貧績效的最大貢獻者，中國極端貧困人口的大規模減少使得全球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15年，全球7.3億極端貧困人口中有4.1億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佔極端貧困人口總量的56%。相關預測顯示，到2030年接近90%的極端貧困人口將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堅持多維治理樹立全球減貧新典范
中國的多維貧困治理之旅始於改革開放，反貧困戰役在兩條主線同步打響。一條線是扶貧，一條線是小康社會建設。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小康的概念。黨的十三大明確了“三步走”戰略部署，對應了人民生活的三個狀態，即解決溫飽問題、達到小康水平、生活比較富裕。20世紀90年代，“奔小康”成為中國老百姓的流行語，此后中國不斷刷新小康社會建設進度，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的十九大切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階段。正是小康社會的建設，讓中國能夠把減貧任務與推進九年義務制教育、穩定擴大就業、提高居民生活質量、改善衣食住用行、建設並擴大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聯系起來。
小康社會建設如厚實的黑土，滋養出綿長的希望，中國的減貧事業在此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一，經濟治理夯實物質基礎。中國用全球9%的耕地養活了全球20%的人口。2004-2015年，中國糧食產量實現了歷史性的“十二連增”。營養不足人口的比重從1990的23.9%下降到2014年的10.6%左右﹔5歲以下兒童低體重率從1990年的19.1%下降至2013年的1.37%。其二，社會保障助推社會公平。農村養老保險經歷了“老農保”、“新農保”、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等階段，2018年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人數達5.2億。2013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基本實現農村居民全覆蓋，2016年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進行了整合，全民醫保體系覆蓋城鄉居民超過13億。其三，救助制度做好兜底保障。已經形成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供養，以及受災人員、醫療、教育、住房、就業和臨時救助等制度為主體，社會力量參與為補充的制度框架，基本覆蓋了各類困難群眾。其四，農村居民生活顯著改善。2000年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首次下跌至50%以下，標志著農村總體進入小康生活水平，2012年下跌至39.3%，意味著農村居民生活達到了相對富裕的水平。目前，全國農村生活垃圾得到處理的行政村佔80%以上，農戶生活污水處理比例近30%。2000年以來累計解決了4.67億農村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截至2016年，已有47.7%的農戶飲用經過淨化處理的自來水。其五，保障教育與就業平等。全面普及九年義務教育，2000年以來男、女小學學齡淨入學率穩定維持在99%以上，文盲率由2000年的6.7%下降到2014年的4.1%。
中國“與眾不同”的貧困治理模式
中國的貧困治理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一方面，在治理目標上響應並落實聯合國減貧約定，與國際社會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在治理模式上不追隨主流，立足本國國情，選擇了獨具特色的治理方略。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反貧困成功的根本保障。1987年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時說：“堅持社會主義，首先要擺脫貧窮落后狀態，大大發展生產力，體現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特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這是歷屆領導人秉持的原則。2012年12月底，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時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一要求也被寫入政府指導貧困治理的重要政策，如《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關於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等。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對貧困有天然的殺傷力，源於人民對土地等生產要素的所有權，以及由此具備參與財富分配的能力。消除貧困與消除貧富分化在很多時候是同一命題，而社會主義的優勢正體現於消滅貧富分化。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貧困治理道路是減貧成功的關鍵。貧困治理的實踐與理論演進有關。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家認為國際援助有利於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這一時期，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資金積累不足的問題，而發達國家介入貧困治理的主要做法是以資金援助補充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缺口、改善國際收支狀況。這一做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導致20世紀70年代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放慢且貧困加劇。此后，新增長理論提出生產要素的投入需要技術進步作為支撐，方能有利於經濟發展。國際援助開始向救助貧困和提高教育水平轉移。20世紀90年代，針對拉美債務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提出“華盛頓共識”，要求發展中國家限制政府權力，放開市場管制。“華盛頓共識”強調受援助國必須在一定的條件支持下才能推動經濟增長，要求受援助國進行相應的改革。與拉美國家不同，中國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把改革開放建立在獨立自主基礎之上，不接受西方所謂的“善治”設定。“華盛頓共識”在10年內破壞了十幾個經濟體，中國卻走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發展風格。2004年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雷默將中國所走的更適合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模式命名為“北京共識”。他認為，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立場、人民幣匯率、台灣等問題上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是“北京共識”的重要內涵。
堅持黨對貧困治理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減貧成功的本質特征。與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一樣，中國把貧困治理的重點放在農村。習近平總書記有一個金句：“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體現了黨和國家對“三農”的關注。同樣是對農村的貧困治理，中國在治理主體上佔據獨特優勢，有一支堅強有力的黨員隊伍保証貧困治理方案實施。1990年，習近平同志在《加強脫貧第一線的核心力量——建設好農村黨組織》一文中寫道：黨對農村的堅強領導，是使貧困的鄉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証。他指出，農村脫貧致富的核心就是農村黨組織。我們的農村黨組織能否發揮核心作用，直接關系到脫貧致富事業的凝聚力的強弱。中國共產黨讓干部下基層，體會貧困並參與貧困治理。為了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充實基層黨組織實力，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2015年開始選派機關優秀干部到村任第一書記。把大量的優秀人才向農村派遣，夯實貧困治理基層工作，這是其他國家在貧困治理中無法做到的。
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反貧困贏得最終勝利的法寶。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說：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中國共產黨將人民的幸福感、獲得感做為奮斗目標，而貧困治理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進行時”，而不是“完成時”。習近平總書記在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曾回顧他在陝西省延安市梁家河插隊時的經歷。他說：“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麼。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讓鄉親們飽餐一頓肉，並且經常吃上肉。但是，這個心願在當時是很難實現的。”正是這一朴素的心願，使得貧困治理在中國不是一件政府的日常工作，而是實現中國夢的關鍵步驟，“中國夢必須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結合起來才能取得成功”。
（來源：紅旗文稿﹔作者：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研究員）
(責編：張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