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觚》中為學與治國的智慧

在2014年9月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2015年4月亞非領導人會議和2015年11月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次峰會等重要場合，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引用《默觚》中的經典語句。那麼，總書記青睞的《默觚》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

《默觚》的作者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陽人，清朝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魏源曾在江南一帶做了20年的幕僚，為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兩江總督陶澍等人籌劃漕運、河工、鹽政等事宜，同時以經世致用的治學精神，撰寫《默觚》 《籌漕篇》 《籌河篇》 《軍儲篇》等著作，是晚清通經致用派代表人物。

《默觚》撰於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1835-1839年）。“默”取自於魏源的字“默深”，“觚”是古代寫書的木簡，“默觚”意即默深的讀書札記。《默觚》分上下兩卷。上卷《學篇》14節，為論學之作，闡述仁德、忠孝、格物等修身方面的內容﹔下卷《治篇》16節，為論治之作，論述教化、諍諫、立法、刑賞等治理國家的觀點。《默觚》集中體現了魏源在為學修身、選人治國方面的思想精華。

關於為學修身

在魏源生活的時代，佔據學術主導地位的是乾嘉考據學。乾嘉學派在訓詁名物方面取得了許多成果，但缺點在於空談書本，不涉及有關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以魏源為代表的經世思想家，明確宣稱研究學問的目的是為了學以致用，更好地解決現實問題。他批評當時的人才培養，“專以無益之畫餅，無用之雕虫，不識兵農禮樂工虞士師為何事”，因為這些無用之學，“上不足制國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蘇民困”（《治篇一》），沒有實際的用處。為此，他主張教育應以培養真才實學、親民明德的人才為最高目的，育人須與治理國家緊密結合。

學習方面，魏源反對專依書本尋求知識的治學方法，強調身教重於言教，實踐出真知。“披五岳之圖，以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談滄溟之廣，以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譜，以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學篇二》）也就是說，看了五岳地圖的人，以為了解了五岳的真實面貌，其實還不如上山打柴的人走一趟知道得更清楚﹔要真正了解大海的廣闊，不如親自到海邊散散步﹔能夠解說各種珍品的食譜，以為知道食物的美味，還不如廚師嘗一口。

魏源主張學習要專心致志，循序漸進，勤學好問。他反對“生而知之”的觀點，認為“敏者與魯者共學，敏不獲而魯反獲之﹔敏者日魯，魯者日敏”（《學篇二》），也就是說，即使是存在著天資差異，但隻要堅持學習，反應遲鈍的人也會變得思維敏捷﹔一曝十寒，再有天分的人也會“泯然眾人矣”。在學習面前，人人平等，關鍵在於做與不做，多做與少做，沒有人僅憑天分就能取得成功。

在個人修為方面，他認為要每日反省，“去禽而人，由常人而善人，而賢人，而聖人，而人道始盡。”同時要做到高標准嚴要求，“聖人之道，不在豪放高遠，而在枯槁寂寞之中”，不能急功近利，隻有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得到。另一方面，人的精力有限，隻能將有限的生命集中於一兩件主要的事務上，方能有所成就，故而學習要集中注意力，“君子之於道也，始於一，韜於一，積於一，優游般樂於一。一生變，變生化，化生無窮。”（《學篇十一》）在持之以恆的基礎上，舉一反三，融會貫通。

關於選人治國

“人材者，求之則愈出，置之則愈匱。”（《治篇九》）魏源認為，如果重視人才、求賢若渴，人才就會大量涌現﹔輕視人才、浪費人才，人才就會越來越匱乏。至於選人的標准，則是德才兼備，人盡其用。魏源主張以人為本的人性化政策，認為好的政策沒有好的人才來施行無異於暴行。“醫之活人，方也﹔殺人，亦方也。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難於得方而難得用方之醫，不難於立法而難得行法之人。”（《治篇四》）他把人才分為兩種，一為能，一為才。“小事不糊涂之謂能，大事不糊涂之謂才。”二者相輔相成，才臣大事不拘小節，則會一密百疏﹔能臣事事躬親，則會百密一疏。用人必須揚長避短，“用人者，取人之長，辟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長，去人之短。”（《治篇七》）

人才由教育而來，“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有教而無化，無以格頑﹔有化而無教，無以格愚。”通過詩書禮樂，教育民眾，培養民眾，才能讓人才從中脫穎而出。“禾未熟而登場，獲者棄之矣﹔果未熟而登盤，食者吐之矣。是故治之因者，政之熟者也﹔俗之龐者，化之熟者也﹔功之成者，慮之熟者也﹔名之歸者，德之熟者也。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亂﹔化未熟而急變俗，俗必駭﹔慮未熟而急圖功，功必阻﹔德未熟而急知名，名必辱。”（《學篇十三》）魏源以生動的比喻，透徹地說明了客觀條件成熟與否，對政治與教化成敗的重要作用。故而，為學與治國都須腳踏實地，循序漸進，而不能激進冒進，過頭過火。

魏源相信隻有德義結合，才能共同治理好天下，“夫惟使勢、利、名純出乎道德者，可以治天下矣。”（《治篇三》）將道德內化為人們的行為准則，形成真善美、知情意相統一的人格，社會自然會得到良好的治理。為達到這一目的，就需要國家對人民的行為加以引導，“世之極盛也，使天下以義為利，其次以民為利”（《治篇三》）。通過引導民眾對精神的追求，形成對政權和國家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自豪感，將會極大促進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繁榮。

魏源主張積極變法改革，以適應新的時代和新的社會。“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治篇五》），沒有絕對靜止的社會，隻有通過不斷的調整變化，才能達到穩定的狀態。當然，改革要有良好的制度設計，要注意民眾的接受能力，以民意為基礎，以實際情況為准繩，否則“強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治篇三》）。為政者還要虛心聽取民眾意見，接受民眾的有效監督，輿情通暢，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受光於隙見一床，受光於牖見室央，受光於庭戶見一堂，受光於天下照四方”（《治篇十二》）。監督如同陽光，能照亮黑暗，監督之職授予一人，易致偏窄﹔授權於天下，則可以互相對照，明辨是非。

總之，魏源的《默觚》一書充滿著朴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和辯証法思想，閃爍著人類智慧的光芒。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默觚》中也難免會存在一些這樣或那樣的思想糟粕，比如他迷信神鬼，宣稱“鬼神之說，其有益於人心，陰輔王教者甚大”（《學篇一》）﹔支持封建倫理綱常，支持“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婦必從”（《學篇十一》）。對於這些消極內容，相信讀者自會鑒別。（作者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旗幟》2020年第5期)

( 編輯：馮愛齡   送簽：馮愛齡   簽發：白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