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渠四句”裡的精神與情懷

張載（1020—1077年），字子厚，北宋思想家、哲學家和教育家。祖籍大梁（今河南開封），僑居郿縣（今陝西寶雞眉縣）橫渠鎮，著書講學，傳道授業，“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橫渠先生”。張載與周敦頤、邵雍、程頤、程顥合稱“北宋五子”，有《正蒙》 《橫渠易說》等著述傳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是張載的名言，被哲學家馮友蘭稱為“橫渠四句”。“橫渠四句”凝聚了張載的學術追求和社會使命感，展現了大境界、大襟懷、大抱負、大擔當，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精神信仰和價值坐標，對當代人也有十分重要的啟迪意義。

“立”的精神

“橫渠四句”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為它給人一種強烈的積極意識和進取精神。它蘊含的有所立、有所為的人生格局，為人們樹立了價值方向。

這種精神首先源於張載本人的志向抱負。據史書記載，張載天資聰穎，少年即有安邦之志。21歲時，他曾向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的范仲淹上書《邊議九條》。范仲淹召見后，覺得他志趣高遠，見識超群。於是，范仲淹鼓勵張載不要隻關注軍事邊防，而應當以弘揚名教為事業，並贈他一部《中庸》。張載受范仲淹的啟迪，精思苦讀，在充分吸收當時各種思想資源的基礎上，形成了“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的思想體系。可以說，張載是用他自己的一生，在探索踐行“橫渠四句”中表達的人格境界。

這種“立”的精神也反映出北宋的時代風氣。歷史學家陳寅恪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教方面的發展，為思想家和文學家的涌現提供了土壤與根基。北宋有鑒於唐末五代武人亂國之弊，重視文治與文教。這一方面帶來了發達的文官政治和士大夫精神的覺醒，另一方面也造成重文輕武、軍事疲敝的負面影響，導致北宋受到契丹、西夏的威脅。這讓當時的有識之士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

在更深的意義上，“橫渠四句”中的“立”，也是中國人文精神的“破而后立”。北宋時期，佛教與道教在社會上影響廣泛。佛教為了在中國的本土化，不斷從儒、道中汲取思想智慧，造成了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好佛。民間信佛、信道更是相當普遍。與此同時，佛道教主張虛無幻滅的價值觀，對國家政治和民間風俗帶來了消極影響，令儒家士人不滿。如何超越虛無論，為人的心靈、倫理和政治尋找到一個堅實的根基，能夠扎實穩定地“立”起來，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問題。

所以，周敦頤提出“立人極”，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王安石推行“變風俗、立法度”的改革嘗試。這既是時代精神的投影，也是中國文明自身蛻變與開新的關鍵。北宋思想家們一方面“出入佛老”，吸收融匯其思辨方法，另一方面也從哲學層面上對其進行反思批駁。如張載提出，“太虛即氣”“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宇宙並非空、無，而是以“太虛”形式存在的實體，蘊含著豐富的秩序，可以成為價值和意義的根源。這類思考有力地回應了佛道教的宇宙觀，從本體論的角度，為人倫生活提供了堅實的安頓根基。

“為”的情懷

從“橫渠四句”的磅礡氣象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一種“大有為”的責任擔當意識與情懷。宋代士大夫以范仲淹為代表，很多人都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追求，涌現出寇准、包拯、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等杰出的政治人物。在這樣的情懷中，隱含著一個高遠的政治理想，即超越漢唐以來的歷史格局，回到以“堯舜”為代表的“三代”的高度。

張載一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在他的社會與教育實踐中，就充分體現了這樣的政治理想。在政治上，張載強調士大夫應當“以天下為己任”，注重基層治理與社會教化，通過試驗井田、興修水利、創辦書院等各種方式，推動治理向民間和基層浸潤普惠。在倫理方面，張載認為“禮”是修齊治平最重要的內容，通過禮儀中沉澱的文化傳統、蘊含的庄嚴氣象，能夠讓人變化氣質，去惡揚善。在教育方面，張載注重以德育人，既要博學勤修，也要用心體悟。他強調“經世致用”“篤行踐履”，反對空知不行，學而不用。張載培養出包括“呂氏四賢”在內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對關中地區的民風也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流風余韻，綿延至今。

“橫渠四句”在后來的中國思想史上意義重大。南宋的朱熹、呂祖謙將其編入《近思錄》“為學大要”一章，以引導后學明心立志。明清之際的王夫之、近代的馮友蘭等學者都對此有所闡發，皆認為其言簡意賅、氣象宏偉，最能體現儒家士大夫的器識胸懷。“橫渠四句”包含的價值理想，對宋代以來的士人起到了極大的激勵作用，尤其是在家國危亡、百廢待興的歷史關頭，成為仁人志士重要的精神動力。如抗日戰爭時期，馬一浮先生給浙江大學學生講解“橫渠四句”，希望諸生“豎起脊梁，猛著精採，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個人。須知人人有此責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諉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為己任’的榜樣，亦即是今日講學的宗旨”。

“大心”的境界

“橫渠四句”中的四“為”，呈現出一種利他的精神和舍己為人的抱負，這種理念不是自我犧牲，而是一種深層的、根源的自我實現。張載稱之為“大心”的境界。

張載認為，人的知覺不僅有通過耳目感官獲得的“見聞之知”，更重要的是融合內外、超越主客的“德性之知”。人通過“德性之知”將天地自然的秩序和人間的倫理規則聯結起來，使天地萬物都內化於“自我”之中，即所謂“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

正是立足於“大心”的境界，張載提出“民胞物與”的觀念：天下蒼生都是我的手足同胞，天地萬物都和我的生命息息相關。所以在“橫渠四句”中，“為”的主體被格外凸顯出來，不是皇帝宰相，也不是聖賢英雄，而是每一個普通人。通過四個“為”字，把普通人從“被治理”的賓語位置，提升到了主語的地位上，讓人從“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成為真正能夠擔當起重大責任的“主體”。

“橫渠四句”體現出主體性的四個基本維度：首先是自然性。人心中的善意與仁愛，源於天地自然中包含的秩序與方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就是宇宙根本的德性﹔“人心之全德曰仁”，“仁”是一切人倫道德的根本，也是本原的“天地之心”。其次是群體性。人的主體不是自私自利，而是“為生民立命”，為天下蒼生的福祉奮斗，為大眾樹立價值方向，並在這一事業中自我成就。再次是歷史性。主體不是憑空而來，背后有著先賢前哲的求索和歷史經驗的沉澱，所以需要“為往聖繼絕學”，將文明的血脈不斷延續下去。最后則是未來性。主體不是封閉、自足的結構，而是始終面向未來、面向理想境界的開放狀態，因此不能被短暫的人生所局限，而要為子孫后代，朝向太平的理想不斷努力進取。

明清之際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高度評價張載之學在中國儒學史上的地位，稱其“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同時，“橫渠四句”也激勵我們以積極有為的心態和剛健弘毅的氣度，探索自然，關懷大眾，經世致用，繼往開來，為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乃至全人類謀求長時段的福祉與希望。

（來源：《旗幟》2021年第1期，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

( 編輯：王春春   送簽：屈輝   簽發：張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