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前沿 | 延安時期機關黨的建設及其歷史經驗

延安時期機關黨的建設既是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重要內容，又是黨的組織體系的重要鏈條，也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重要實踐。深入研究延安時期機關黨的建設的歷史經驗，對於新時代提高機關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延安時期機關黨的建設的主要階段

（一）從中共中央落腳陝北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這是延安時期機關黨的建設的第一個階段，中央直屬機關各單位的黨建工作進入“恢復階段”。1927年，五大黨章明確提出黨支部作為黨的“基本組織”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強黨支部建設的問題。1928年中央機關成立鄧穎超任書記的中央機關直屬支部。中央蘇區時期，中共中央機關黨總支和中央政府機關黨總支相繼成立，機關黨的建設逐步展開。長征期間，由於流動性太強，加之斗爭極為嚴酷，中共中央直屬機關、蘇維埃政府各部一再精簡壓縮，機關黨的工作無法再維持中央蘇區時期那樣完整、獨立的組織形態和工作系統。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落腳陝北之后，伴隨著蘇區環境漸趨穩定，機關黨的基層組織恢復工作加快。中共中央先后召開了瓦窯堡會議、蘇區代表會議和白區代表會議3個極為重要的會議，張聞天、毛澤東等直接指導中央機關黨的建設工作的恢復、政策的調整。比如，毛澤東直接批准經過長征的陝甘支隊和紅25軍官兵免除候補期的黨員發展工作﹔再比如，在財政狀況極為困難的情況下恢復津貼，盡力地照顧干部戰士，等等。

（二）從抗戰全面爆發至1941年，這是延安時期機關黨的建設的第二個階段，進入以組織擴大和鞏固為主要特征的“發展階段”。其中，以《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為標志，1937年至1938年是以組織擴大作為中心的階段﹔以《關於鞏固黨的決定》為標志，1938年至1941年是以組織鞏固作為中心的階段。在此期間，機關黨的工作依托和依靠於組織建設“從蘇區與紅軍的黨走向建立全中國的黨”的總體部署，有力推動了我們黨既在很短時期內實現黨員數量的大發展，又確保了黨的組織純潔性以及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鞏固，在黨員發展工作、黨內教育工作、加強支部建設以及進行生產運動等方面大刀闊斧地開展工作。比如，中央直屬機關在王首道直接帶領下，敵工委、組織部、財政經濟部、職工委等在生產運動中成為各界公認的“勞動冠軍”。

（三）1941年至1948年，這是延安時期機關黨的建設的第三個階段，進入以思想武裝和政治淬煉為主要特征的“提高階段”。1941 年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成立。在黨中央領導下，靈活調整工作的體制機制、政策策略以及方式方法，緊緊圍繞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等中心工作開展機關黨的建設工作，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等方面實現了很大的提高。黨的七大以后，按照七大黨章的規定，各解放區的“黨政機關和群眾組織領導機關裡，普遍建立了機關黨的基層組織”。總的來看，這一時期經過延安整風和大生產運動的鍛煉，中央直屬機關各級黨組織貫徹黨的政治路線，發展民主集中制，形成健康的黨內政治氛圍，在黨員干部中形成了勇於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好作風，教育培養了一大批經歷黨內政治實踐鍛煉具有堅強黨性修養且本領高強的黨員干部，為延安時期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發揮了重要作用。

延安時期機關黨的建設的主要經驗

（一）以政治建設為統領

延安時期，“兩個先鋒隊”的政治性質和“偉大而艱難的革命事業”決定了機關黨的建設必須既要從政治上看，又得從政治上抓。無論是毛澤東等在延安的窯洞裡統籌規劃江河淮漢之間的抗日斗爭，還是軍書交馳、戎馬連跨的轉戰陝北時期靠 “嘀嗒、嘀嗒”的電台號令全軍，越是在艱難困苦的情況下，機關黨的建設越是牢牢抓住政治建設這個根本來開展工作。如保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確立黨的根本宗旨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確立黨中央核心、維護權威，營造良好政治生態等。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從中央的政治巡查到地方開展的政治檢查，有力地保証了正確的路線迅速在全黨貫徹。正是靠著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高度重視政治建設，才最終確保在戰爭年代黨中央指揮全黨則如臂使指、號令全軍則令出如山。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輝煌歷史一再証明，必須遵循以政治建設統領機關黨的建設實現黨的建設整體性提升、整體性進步的建設規律，始終圍繞黨的政治建設來謀劃機關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制度建設等，牢牢抓住黨的政治要求來開展機關黨的工作，從而把“全黨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所指出的“政治方向是黨生存發展第一位的問題，事關黨的前途命運和事業興衰成敗”，這既是延安時期機關黨的建設的基本經驗，也是新時代機關黨的建設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

（二）以思想建設為根本

延安時期，機關干部隊伍中知識分子多、青年黨員多、新黨員多的構成特點，決定了機關黨的工作必須靠思想理論教育帶動實現“領導工作、改善工作與建設大黨”的整體目標。在學習對象上，有針對性地抓領導干部、工農干部和年輕干部3個干部群體的培養教育，安排不同的重點學習內容，如推動機關領導干部學習哲學﹔在學習方式上，延安整風運動期間中央直屬機關各部門、各支部青年干部、知識分子、黨員干部通過開展對照檢查，深入學習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推動各級黨員干部形成了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不同層級、不同崗位上的黨員干部以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加強黨員的思想修養，以學習理論提升黨員的理想信念，以調查研究貫徹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依據馬克思主義和唯物辯証法的基本原則、基本方法探索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這些生動實踐，都是中國共產黨人更加自覺地進一步深化理論武裝、切實提高理論素養和學以致用能力的歷史見証。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一再証明，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是封閉的、靜止的教條，而是開放的、發展的和實踐的理論，批判的武器要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和馬克思主義者所掌握，才能釋放出“武器的批判”的力量。新時代機關黨的建設必須始終把思想理論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緊緊抓住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主線，結合機關黨員干部的特點，不斷加強思想理論武裝工作，推動機關黨的各項工作。

（三）以組織建設為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在於嚴密的堅強的組織體系。緊隨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圍繞黨的政治路線的調整，依據黨的大政方針的變化，伴隨著黨的政治路線調整，及時地重置機關黨建的組織資源、靈活設置組織體系，以此切實、具體、自覺地貫徹黨的政治路線，是延安時期機關黨的建設的重要基礎。

理論自覺的力量展現在實踐斗爭之中。延安時期中央直屬機關加強支部、黨小組等基本組織建設，不斷摸索發揮基層黨組織教育、管理、監督黨員作用的好做法。如以支部為單位開展大學習、大討論，明確黨員標准、嚴格黨的紀律，加強黨員考核、清退不合格分子，建立支部經常性會議、組織生活、工作制度等。靈活組織設置，嚴密工作體系，在機關生產運動中，中央秘書處、宣傳部、干部教育部、敵區工作委員會、組織部、統戰部等部會及馬列學院、魯藝等學校共11個單位成立一個直屬於中共中央秘書處的總生產委員會，各伙食單位成立生產委員會，具體分工管理耕牛、肥料、種籽、勞動組織、耕種教育，同時以行政工作的部門組織專門的生產隊、班、小組。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經驗一再証明，嚴密堅強的組織體系始終是黨的建設包括機關黨的建設的獨特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健全基層組織，優化組織設置，理順隸屬關系，創新活動方式，擴大基層黨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新時代機關黨的建設要遵循這一要求，堅定不移建強黨的組織體系，既要確保組織上的覆蓋面，又要激活其整體功能從而真正有作用、真正有作為，這些既是延安時期機關黨的建設實踐留給新時代的重要歷史經驗，又是延安時期留給新時代機關黨的建設的重要政治命題。

（四）以制度建設為保証

自建黨之初的第一個黨綱，中國共產黨人就強調紀律、注重紀律建設。長征期間，張國燾公然分裂黨和紅軍的行徑更是深刻地警醒了中國共產黨人。因此，早在蘇區黨代會上，黨中央和毛澤東就明確提出，“用民主制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用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煉出大批的干部，肅清宗派觀念的殘余，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

1938年之后，隨著黨員數量的增多、黨組織覆蓋面擴大，為進一步鞏固黨，毛澤東更加重視黨內制度建設。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提“四個服從”，並倡議“制定一種較詳細的黨內法規”。據此，六屆六中全會制定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和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對中央各機關和各級黨委的工作任務、權責范圍都做了比較詳細的規定，標志著黨內制度建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與此同時，劉少奇、陳雲等圍繞著如何更好地改進黨的領導制度、工作制度等問題，先后發表《關於共產黨的基本組織原則》《組織工作與領導方式》等一系列文章，這些理論認識從組織原則、領導方式、工作制度等不同方面深化了民主集中制，為延安時期黨的建設實踐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也為機關黨的建設、尤其是制度建設，提供了正確的建設框架和明晰的發展路徑。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把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運用並貫徹到政權建設和群團建設中，在更大范圍內、更深層次中影響到了國家、社會和民眾的政治傳統、政治基礎和政治導向。延安時期機關黨的制度建設歷史經驗充分証明了制度建設事關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工作優勢和力量優勢的具體發揮與轉化，是確保我們這樣一個大黨大國統籌推進自我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根本性政治要求和重要保障。

（五）以作風建設為引領

在延安整風取得顯著成效的基礎上，黨的七大《論聯合政府》報告中，黨的優良作風被概括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延安時期機關黨的建設始終注重作風建設這個突出問題：各級黨組織通過綜合運用實踐教育和理論教育解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根本問題，注重緊扣黨的根本宗旨踐行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如抗大一分校不是抽象地講政治經濟學理論，而是把地主過年的光景和群眾飢寒交迫的生活變為教育的現場﹔在黨群關系上，群眾寧肯自我犧牲也要保護共產黨和子弟兵，才有了“咬牙干部”宋任窮在冀南熬過了抗戰最難的階段。延安時期，中央直屬機關、各部隊注重時事政策教育，尤其是聯系歷史、聯系工作、聯系自身開展理論教育。如八路軍兩次調訓李德生參加129師輪訓隊，他晚年追憶這段學習經歷，感嘆真正“達到了邊打仗、邊總結、邊提高，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目的”。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李克農這些高級領導干部以身作則、嚴於律己的優良作風則讓當時進入延安的知識分子、青年黨員切身感受到黨性的強大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作風問題本質上是黨性問題”重要論斷，從而把作風建設上升到黨的本質屬性的高度、黨的建設的內在機理的深度。延安時期機關黨建中狠抓作風建設的經驗啟示我們，需要高度重視新時代黨員干部作風建設“堅定理想信念、踐行根本宗旨、加強道德修養”的實踐路徑和目標靶向等重點問題，緊密結合新時代新特點新要求，圍繞黨員干部構成新實際和社會思潮新動向，努力在機關黨的建設新熔爐中引導黨員干部擺正個人與組織、黨與人民等多重關系，錘煉過硬本領，永葆堅強黨性。

（作者系中國延安干部學院教學科研部黨建教研室主任、教授）

來源：《機關黨建研究》2021年第7期  

( 編輯：謝淳子   送簽：謝淳子   簽發：梁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