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前沿 |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及其重大歷史作用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對新中國成立前28年和新中國成立后32年來黨的重大歷史事件進行了系統回顧和正確總結，客觀地評價了黨在這些事件中指導思想的正確和錯誤，科學地分析了產生這些經驗教訓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原因﹔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科學概括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再次強調了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要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著力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主要矛盾，等等，從而指明了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的工作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繼續前進的方向。

一、《決議》形成於改革開放新時期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歷史轉折之中

1978年5月，《光明日報》頭版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掀起了一場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經過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洗禮，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黨內外呈現出一派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但是，當時也存在一些對新的路線方針政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錯誤認識，特別是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更是成為黨內外、國內外高度關注的重要政治問題。面對這種情況，黨中央認為，要順利推進改革開放，全面完成撥亂反正，必須正確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所走過的道路和歷史經驗，並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結論，以便統一全黨思想，促進全黨團結。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胡喬木負責進行《決議》起草工作。鄧小平多次對《決議》稿的起草和修改提出意見。1980年3月19日，他在同起草小組的談話中，一開始就指出了對《決議》的3個“總的原則”：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鄧小平對《決議》的起草提出具體要求，認為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因為“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

鄧小平尤其重視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當時毛澤東辭世不久，新的領導集體採取了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工作重心轉移等新的重大舉措，因此，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1980年6月27日，鄧小平在看了《決議》草稿之后，明確表示：“不行，要重新來。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10月25日，他再次強調：“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要“准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對於毛澤東晚年所犯的一些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決議》的起草過程也是集思廣益、發揚民主的過程。例如陳雲同志提出“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這些建議也被后來的《決議》稿所採納，這也是《決議》首先有一部分篇幅回顧總結了新中國成立前若干歷史問題的原因。《決議》在多次修改后，1980年10月又經“四千人討論，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見﹔在四千人討論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討論的基礎上，又進行修改，反復多次”，才有了一個比較成熟的稿子。

《決議》歷時1年半，數易其稿，終於比較完整地反映了黨中央的總的原則和具體要求，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也由此勝利完成。

二、《決議》系統回顧和正確總結黨的重大歷史事件，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出科學評價，對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奮斗目標和發展道路進行展望

《決議》共3萬余字分8個部分。《決議》首先對新中國成立前28年黨的重大歷史事件進行了系統回顧和正確總結。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為新民主主義而斗爭的過程中，經歷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的4個階段，其間還經受了1927年和1934年兩次嚴重失敗的痛苦考驗，經過長期武裝斗爭和各個方面、各種形式斗爭的密切配合，才終於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勝利。《決議》指出，28年斗爭的勝利充分說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取得的。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這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決議》對新中國成立后32年黨的重大歷史事件進行了系統回顧和正確總結。指出新中國成立32年的歷史總的說來，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決議》強調“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決議》將新中國成立32年的歷史又細分為“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歷史的偉大轉折”4個階段，加以詳細回顧和總結。《決議》認為，在過渡時期中，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們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兩年中，通過黨和國家組織的整頓，冤假錯案的平反，以及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黨和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全面糾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之前的“左”傾錯誤，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准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等等。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志著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從此，廣大干部群眾從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黨內外思想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景象。

《決議》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做出了科學、正確的評價。《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決議》強調，“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決議》批判了錯誤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兩種態度：“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同時，“對毛澤東同志的言論採取教條主義態度，以為凡是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隻能照抄照搬，甚至不願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並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指出這兩種態度都是“沒有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而這種區別是十分必要的。《決議》最后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

《決議》對“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奮斗目標”和發展道路進行了展望。《決議》指出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奮斗目標，就是要把“我們的國家，逐步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同時還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全黨團結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共同的政治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進行的根本保証。《決議》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強調“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這些總結、分析、評價和展望，對新的歷史時期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都具有重大意義。

三、《決議》對於厘清歷史問題、統一全黨思想、增進全黨團結具有重大意義

《決議》回顧和總結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成功經驗與教訓，取得了一系列關於黨的歷史問題的思想認識成果，指明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的工作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繼續前進的方向，對於厘清歷史問題、統一全黨思想、增進全黨團結，都具有重大意義、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總結歷史經驗。毛澤東1942年3月30日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也指出：“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鄧小平1990年4月7日在《振興中華民族》的文章中也強調：“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強調：“我們黨歷來重視黨史學習教育，注重用黨的奮斗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確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用黨的實踐創造和歷史經驗啟迪智慧、砥礪品格。”《決議》通過對新中國成立前后60年來黨的重大歷史事件進行系統回顧和正確總結，對於准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指導意義。

總結歷史經驗，有利於全黨統一認識、加強團結。《決議》曾對兩個歷史決議的歷史作用作出這樣的論斷：“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所一致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經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加強了全黨的團結，促進了人民革命事業的迅猛前進和偉大勝利。十一屆六中全會相信，這次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必將起到同樣的歷史作用。”《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科學概括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充分論述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厘清了黨內黨外、國內國外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認識和錯誤態度，對於統一全黨的認識、團結各方面人士，在重新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同時，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都具有重大意義、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結歷史經驗，有利於全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採取正確的路線、開啟新的征程。《決議》再次強調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要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著力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主要矛盾﹔強調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等等。這就初步提出了在中國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指明了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工作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繼續前進的方向，對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改革開放新局面、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都具有重大意義、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之，“統一認識”“增進團結”“繼續前進”，是《決議》的主軸。正像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指出的，《決議》“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前黨的歷史，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對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評價，特別是正確評價了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分清了是非，糾正了‘左’右兩方面的錯誤觀點，統一了全黨思想，對推動黨團結一致向前看、更好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來源：《機關黨建研究》2021年第12期

( 編輯：謝淳子   送簽：謝淳子   簽發：梁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