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前沿 |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及其開創性貢獻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事求是總結黨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經驗教訓，在重大歷史關頭統一了全黨思想和行動，對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其基本論述和結論至今仍然適用”。新時代條件下，重溫76年前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對於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深刻把握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推動黨史學習教育深化拓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決議》制定的歷史背景

《決議》的醞釀、起草和形成，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但同時在某些時期也犯過一些錯誤。其中就包含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期間所犯的“左”傾錯誤。然而，對這一時期的若干歷史問題，尤其是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黨內同志長期以來存在認識上的不一致。因此，為了學習汲取中國革命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使“前車之覆”成為“后車之鑒”，團結全黨為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而奮斗，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這個重要文獻。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曾先后發生過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為代表的3次“左”傾錯誤，其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是理論形態最完備、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軍事上實行“左”傾冒險主義，主張“御敵於國門之外”，與國民黨軍隊大打陣地戰，跟敵人拼消耗﹔在政治上實行“左”傾關門主義，將所有的地主和資產階級都看成革命的敵人，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並拒絕與發動“福建事變”的十九路軍合作。這一系列“左”傾錯誤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紅軍被迫長征，致使全國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白區的黨組織也幾乎損失殆盡。盡管在1935年1月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博古“左”傾在中央的統治宣告結束，但由於環境和條件的限制，當時只是解決了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問題並未作出正確的結論。

在1941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錯誤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認識。會議決定：組織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由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等組成，以毛澤東為首﹔起草《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提交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后來，由於中央內部整風的開始，《結論草案》在某些方面的內容需要進一步充實以至修正，便被擱置下來。不過，它的許多重要內容和思想觀點都被保存在后來通過的《決議》當中。1943年10月，黨中央決定高級干部進一步研究和討論黨的歷史問題。黨的高級干部圍繞《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黨史文件匯編展開了熱烈的學習和討論，同時還先后召開了多次座談會，如湘鄂贛邊區、湘贛邊區、鄂豫皖邊區、閩粵邊區、贛東北地區、閩西地區、潮梅地區黨史座談會，以及紅七軍、紅五軍團歷史座談會、華北座談會等。毛澤東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於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的講話，針對黨的高級干部學習黨史中提出的許多問題，就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提出了6條意見，得到會議的贊同和批准，成為政治局的結論。這些結論成為起草《決議》的重要指導原則。

1944年5月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組織黨的歷史問題決議准備委員會，任弼時作為召集人，主持《決議》起草的日常工作。在充分討論和反復修改的基礎上，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決議》。1950年，由毛澤東提議，經中央政治局同意，《決議》作為附錄編入《毛澤東選集》。

二、《決議》的主要內容和核心要義

《決議》分7個部分，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別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闡述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穿了以整風進行黨的思想建設“新的傳統”。

（一）《決議》對黨成立以來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結論。在黨的七大預備會上，毛澤東指出，《決議》“主要講我們黨歷史上的‘左’傾錯誤，講黨史上一種比較適合於中國人民利益的路線與一種有些適合但有些不適合於中國人民利益的路線的斗爭，無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他還說“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反映了我們黨研究、回顧黨史的一大要旨。土地革命時期出現的3次“左”傾特別是第三次“左”傾錯誤給黨和中國革命造成慘重損失，歷史教訓極其深刻。隻有系統地總結這段歷史，才能汲取經驗教訓，統一紛繁蕪雜的認識分歧，清除思想蔽障。《決議》在廣泛討論和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對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主要表現、危害、原因等做了系統深入的揭露和剖析，對一些重大事件和歷史問題，如八七會議、黨的六大、六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遵義會議等也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這樣，通過論述黨的歷史問題的路線是非，全黨對建黨以來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的發展歷程有了比較一致的認識。

（二）《決議》闡述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決議》在深入剖析“左”傾錯誤的同時，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指出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具體說來，黨的六大后的一個時期，毛澤東“不但在實踐上發展了第六次大會路線的正確方面，並正確地解決了許多為這次大會所不曾解決或不曾正確地解決的問題，而且在理論上更具體地和更完滿地給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根據。在他的指導和影響之下，紅軍運動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立三路線時期，毛澤東“不但始終沒有贊成立三路線，而且以極大的忍耐心糾正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左’傾錯誤，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在這個時期內不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利用了當時蔣馮閻戰爭的有利形勢而得到了發展，並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六屆四中全會后，“江西中央區紅軍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和全體同志的積極努力之下，在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還沒有來得及貫徹其錯誤路線的情況之下，取得了粉碎敵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圍剿’的巨大勝利”。《決議》特別強調，“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是同這條‘左’傾路線完全對立的”，“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三）《決議》貫穿著以整風進行黨的思想建設“新的傳統”。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曾經開展過多次反對“左”、右傾錯誤思想的斗爭，但由於方法不妥當，“一方面，沒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后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看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為了正確處理黨內矛盾，克服錯誤傾向，毛澤東明確提出延安整風的宗旨和方針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他指出，“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綜觀《決議》全文，可以看出它很好地貫穿著這一“新的傳統”。《決議》強調，“我們黨關於黨內歷史問題的一切分析、批判、爭論，是應該從團結出發，而又達到團結的，如果違背了這個原則，那就是不正確的”。《決議》對各次“左”傾路線產生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根源的分析，以及對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所秉持的實事求是態度，無一不是貫徹這一方針的具體體現。

三、《決議》的歷史作用和重要意義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對《決議》的歷史作用作出這樣的論斷：“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所一致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經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加強了全黨的團結，促進了人民革命事業的迅猛前進和偉大勝利。”這段話展現了《決議》對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所起歷史作用的主要方面。

（一）《決議》系統論述了黨的歷史問題的路線是非，實現了全黨思想的統一。在分清是非的基礎上實現思想統一，是黨經過長期革命實踐得出的加強自身建設的規律總結和經驗結晶。黨在成立后的一段時期內，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存在著認識上的誤區和分歧，這給黨的事業帶來了損害。鄧小平后來就說，遵義會議后，“全黨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對黨的歷史、兩條路線的斗爭，怎樣把黨建設成為一個正確的黨、聯系群眾的黨，用什麼樣的思想作風來武裝黨等問題的認識，都還不很清楚”。《決議》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作出了正式結論，對一些重大事件和歷史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評價，這就以黨的文獻的形式系統總結了黨的歷史教訓、分清了路線是非，從而實現了全黨思想的統一，全黨達到了空前團結。任弼時在七大預備會議上就指出，“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是黨的空前團結的反映。這是對七大的思想上的准備，其意義也是非常偉大的”。

（二）《決議》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為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作了充分准備。在延安整風期間，通過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分清路線是非，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逐漸得以確立。因此，作為延安整風的重要成果，《決議》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在分清是非的基礎上，促進了全黨理論上的清醒。《決議》以一系列事實告訴人們，建黨以來的革命實踐証明，毛澤東所代表的黨和全國人民的奮斗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中國人民的領袖，是因為他代表了黨和人民事業正確的方向、勝利的方向，符合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這就為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作了充分准備。黨的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和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對之后中國共產黨贏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起到重要作用。張聞天修改七大《決議》時曾在末尾加了這樣一段話：“大會欣幸的指出：黨經過了自己的一切成功與失敗，終於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組織上第一次達到了這樣的一致與團結！這是要勝利的黨，是任何力量不能戰勝的黨！”這集中反映了全黨在經歷20多年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后形成的共識。

（三）《決議》通過整風進行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這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史上是空前的偉大創造。在主持路線學習和起草《決議》的過程中，毛澤東多次強調，“過去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除反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斗爭外，有兩次大的斗爭，即反陳獨秀錯誤路線與反李立三錯誤路線的斗爭。那時在思想上沒有進行很徹底的討論，但結論作得嚴重，因此未能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車之覆並沒有成為后車之鑒。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他還說，“過去沒有做過認真研究理論和研究歷史的工作，對犯錯誤的人只是懲罰……因此我們的組織結論可以寬大些”，“思想要弄清，結論要寬大，對黨才有利”。應該說，《決議》在總結建黨以來特別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的過程中，很好地貫徹了“在思想上要清算徹底，作組織結論要慎重和適當”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決議》強調，“任何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隻要他已經了解和開始改正自己的錯誤，就應該不存成見地歡迎他，團結他為黨工作”。《決議》在嚴肅批評“左”傾路線和一些同志過去所犯錯誤的同時，又肯定他們做的某些工作是正確的，這些都反映了《決議》通過整風進行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的創造性做法，是對黨的建設學說的創新與發展，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副教授】

來源：《機關黨建研究》2021年第12期

( 編輯：謝淳子   送簽：謝淳子   簽發：梁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