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為公”思想的歷史淵源與深遠意義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將傳統文化中“天下為公”的理念，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和大黨大國的國際責任融合在一起，以自強不息的奮斗，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

“天下為公”思想的溯源與內涵

“天下為公”源自儒家經典《禮記·禮運》篇，是中國古代儒家學派在闡發社會政治理想時明確提出的概念。所謂“天下為公”，是與儒家學派憧憬的“大同”社會狀態作為一組彼此關聯的概念出現。春秋戰國時期，奴隸制舊社會秩序已經崩壞，封建制的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所謂“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自弒其父者有之”。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儒家學者借孔子之口，托三代聖王之世，提出了皇古高遠的“大同”社會願景、“天下為公”的社會運行倫理觀念，並有志於焉。

那麼何為“天下”？“公”為何意？天下，從直觀意義上來講，是廣闊無垠的山河大地。但在有人類生息繁衍的自然地理空間中，“天下”則變為由自然地理山川和人類共同構成的價值秩序世界。然則“天下”的主體，在儒家學者看來，堯舜之世才是真正的天道通行、天下為公。堯舜德才兼備，被推舉為帝王，秉承天道之公，讓天下所有人安居樂業。天下，名義上是為堯舜所有，實則為所有人共有共享。上古時代的禪讓制度在大禹之后便戛然而止，“公天下”被“私天下”所取代，世襲制成為歷數千年不變的制度。儒家學者也在提出“天下為公”願景后，指出了“大道即隱、天下為家”的社會現實。從“天下為公”到“天下為家”，面對歷史的倒退，儒家學者試圖在“私天下”的政治制度中，盡可能體現“天下為公”的道德取向，從對“天下為公”最高權力的歸屬寄托，轉向對帝王社會治理的道義闡發。儒家學者勸勉君王志於仁、行仁義、施仁政，最大限度做到“為公”而非“為私”。

“天下為公”的治理之道，據戰國秦漢儒家經典，要旨如下。其一，君王治理天下的第一要義是保障民生。在儒家學者看來，“谷與魚鱉不可勝數，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其二，君王政治行為的准繩是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有言：“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其三，君主要一視同仁，對所有人公平公正。正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其四，君王治理家國要倡導和而不同、多樣為一。孟子曾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付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洚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其中，勸誡君王不應以利字當頭，不應局限於“內外有別”的狹隘思想。儒家學派對家天下的君主提出了“天下為公”之道，讓統治者做堯舜一般的先王，崇公而滅私，與民眾同憂樂、共進退，做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仁政惠澤天下，具有著超越時代的道德價值和政治意義。

“天下為公”思想的歷史嬗變

《禮記》在古代被奉為經典，使得“天下為公”“大同”等觀念對中國封建社會的影響更為深遠。從秦漢至宋明，封建社會思想家根據社會條件的改變，不斷調整“天下為公”的內涵釋義，但都未脫離為封建統治階級辯護的立場，更沒有突破儒家的思想框架。如，董仲舒描繪了“不敢有君民之心”的社會狀態，同時又提出了“君權天授”“屈民以伸君”的思想觀點，其實質是維護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社會。明清之際，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已開始孕育資本主義萌芽，人們也開始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提出了質疑與挑戰。如，清初三大思想家黃宗羲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顧炎武倡言“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王夫之主張“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等。他們要求君主鞠躬盡瘁，做天下人的公仆，承擔天下興亡的重任，將立君為民、立君為公的民本思想在當時推向了高峰。

2022年11月16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高速鐵路綜合檢測車行駛在雅萬高鐵試驗段。

自鴉片戰爭起，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西方現代文明的挑戰與沖擊下，我國一些仁人志士開始睜眼看世界，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家天下”出現向“公天下”轉變的契機，“天下為公”具有了超越舊的封建歷史傳統的新內涵。首先，在我國延續2000年的“天下觀”有了新變化。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激起了中國人民反抗外侮、追求實現國家富強乃至“天下為公”和“大同”理想的堅定決心與信心。在此基礎上，洪秀全吸收了西方基督教理念，糅合中國儒家傳統思想，提出了“天下一家”說﹔康有為創作《大同書》，將西方的進化論思想和公羊學的“三世說”結合起來，提出建立一個沒有階級、一切平等、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這些設想對於認識封建帝制的腐朽和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其次，拓展了“天下為公”的民主內涵。面對救亡圖存的嚴峻形勢，中國近代仁人志士以西方先進思想和制度為參照，積極探求與我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在此過程中，康有為吸收了西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思想，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同時，他提出在我國建立君主立憲制，進而循序漸進地實現“無邦國、無帝王、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以“天下為公”詮釋了“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強調國家的主權屬於全體國民，官吏是人民的公仆，主張平均地權，消除貧富懸殊和不公平現象。孫中山先生倡導主權在民、以民立國，以民主共和取代帝制。他不僅拓展了“天下為公”的思想內涵，更使之成為建立民主社會的重要思想基礎。但由於自身的軟弱性，建立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在中國行不通。中國革命必須要有新的領導，必然要走新的道路。

“天下為公”思想的實踐與時代回響

2000多年來，中國歷代思想家站在各自所代表的階級立場上，對“天下為公”的思想作出了豐富的表述。但由於時代與制度的局限性，“主權在民”的社會理想均未能實現。隻有中國共產黨將“天下為公”等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有機結合，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前行發展的文化資源。在不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同時，中國共產黨胸懷天下，始終關注人類前途命運，為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努力，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他們是人類社會的主人，並應當擁有人類社會的一切權力。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踐行和豐富著“天下為公”的思想理念。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成功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最終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內憂外患的復雜情況，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通過社會主義改造，結束了延續幾千年的階級剝削制度，使人民在經濟上翻身做了主人，社會主義制度也在我國建立了起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人用實際行動詮釋了“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使“天下為公”從理想變為現實。

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中，“天下為公”也有著積極的時代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向世界倡行大道。在第70屆聯合國大會發表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專門用“天下為公”思想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裡的“天下”指的是全世界，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中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一員﹔這裡的“公”，指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的共同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立時代之潮頭，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使命擔當，是對“天下為公”內涵的高度升華與創新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天下為公”思想中的倫理道德加以規范，與時代問題相互結合，並運用於國際關系中。這些，都在提示著世界各國，一個國家謀求發展的時候，如果與其他國家發生利益沖突，那麼在爭取各自利益的同時，也應當做到有所平衡，以求共存。要倡導公平正義。在世界范圍內，各國發展程度不一、民族特色不同、世界局部沖突不斷，堅持“天下為公”思想中的公平正義，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有助於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要倡導互利共贏。全球性的問題和挑戰一般都是圍繞著利益展開，在利益關系交錯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弘揚“天下為公”思想中的義利觀，尋求互惠互利和利益共同點，有助於避免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要倡導共建共享。全球安全問題涉及的領域不斷拓展，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天下為公”思想中的公私理念，對全球各國建立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應對人類未知的安全威脅，具有啟發和指導價值。尤其是人類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例証了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的整體利益和安全關系。

我國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早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同和響應。以“天下為公”的思想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不僅展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與包容，更對解決當今世界發展問題，推進人類和平進步，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來源：《旗幟》2023年第1期﹔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

( 編輯：賈澤娟   送簽：賈澤娟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