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和大力弘揚中華文明的和平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於人，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突出的“和平性”是中華文明的核心文化底色之一，體現了中華民族歷來崇尚“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協和萬邦”的優良傳統，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精神標識，也是建設更加美好世界的必然要求。

2023年11月12日，浙江師范大學外國留學生組團來到金華市婺城區安地鎮岩頭村，沉浸式體驗扎染技藝。

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文化關乎國本、國運。”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來一直追求和傳承的理念，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這種精神品格不僅貫穿於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還深深融入了中國共產黨的精神血脈。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依據時代發展潮流和國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

毛澤東同志曾指出，中國共產黨“是愛好和平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根據國內國際形勢的時代變化，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貫主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決維護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准則。在1955年4月於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上，面對部分與會代表對新中國內政外交的質疑，周恩來同志明確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提出願意基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各國開展團結合作。中國的真誠態度不但有力維系了亞非會議的團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被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接受，成為規范國際關系的重要准則。

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的重要論斷，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問題，堅定維護和實踐多邊主義，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致力於通過中國自身的改革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樹立起了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推動全球共同繁榮的主要力量的國家形象。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總攬全局，順應時代潮流，把握歷史主動，全方位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作出重大貢獻。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實現世界持久和平的前途所在”，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為世界和平發展提供了新的文明理想與方向，為人類實現永久和平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

“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中華民族歷來主張人類文明互鑒融通，堅持“國強尚和”的政治主張，堅決不搞“國強必霸”。中國古人認為，開放交流才能發展進步、充滿活力，中華文明對待其他文明，始終堅持以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的方式與之展開對話，吸收並借鑒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優秀成果，謀求共同發展，並在借鑒吸納中實現創新超越。

早在中華文明起源時期，我國所處的獨特地理環境利於人口聚集，逐漸形成了整體互補、相對自足的地理格局，使得中華文明在處理與周邊人群以及鄰國關系時，少有使用武力搶奪的行為，而多是以和平的方式開展交流互動，即“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中華文明追求的是“親仁善鄰”“以德為鄰”“萬國咸寧”的“天下大同”理念，與西方文化強調的“文明競爭”和“文化霸權”觀念截然不同。

西漢時期，張騫的“鑿空”之旅，開辟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古絲綢之路的開通，推動了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積澱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不僅體現了中華文明倡導交通成和、反對隔絕閉塞的價值理念，還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對待外來文明尊重包容、兼收並蓄的博大胸襟。

唐朝時期，是國際交往與文化交流的黃金時期。當時，與中國通使交好的國家達70余個。唐朝還與鄰國簽訂了友好條約，為國際和平作出了積極貢獻。唐朝政府通過制定一系列措施友善對待來自外國的使節、商客，並且用自己豐富燦爛的文化吸引著周圍其他各邦學習模仿。大食、波斯等國的使者，帶來了各自國家的文化、技術和商品，與中國開展文化交流，促進了藝術、宗教和科學的發展。外國使節的到訪，讓唐朝成為國際上備受矚目的國家。

明朝時期，鄭和七下西洋，促進了中西貿易流通和文化交流。據現存史料記載，鄭和船隊先后到達亞洲、非洲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與一些歐洲國家大航海后就開啟殖民擴張以及對外戰爭不同，鄭和船隊並未倚仗軍隊進行軍事佔領和不平等貿易，而是秉持平等和平的方針，與不同國家開展平等交流和對話，打通了中國和外國之間的海上貿易通道，以和平、自願、雙贏的方式推動了不同區域間物質和文化的互聯互通，促成了各自文明的繁榮發展。

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發展的重要動力。中華文明正是在與外部文明的對話交流中，通過不斷汲取有益文明成果，使自身持續發展壯大。中華文明對待其他文明，始終秉持和平包容的態度，而不是排斥、對抗、征服，並通過積極的對話交流汲取不同文明所長。這種“和”的智慧讓中華文明能夠綿延發展、不斷壯大。

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於人

“從古知兵非好戰。”中華民族在處理對外關系時，歷來重視和平交往與合作，明確反對以大欺小、恃強凌弱，倡導“兼愛非攻”“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的外交理念，提出“國雖大，好戰必亡”“化干戈為玉帛”的和平相處之道，堅決反對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政治體制強加於人。

較之西方帝國主義武力擴張、野蠻威脅、暴力掠奪等殖民手段，中華文明對與己相異的“他者”採取的不是“武力征服”“強權同化”，而是以德感之、以禮齊之、以道化之，從而達到“四海一家”。

秦漢時期，大一統王朝建立后，對長城沿線以及北方游牧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大多以寬容大度的態度與之和平共處，採取的是積極防御政策。如果對方向慕中國文化，中央王朝竭誠歡迎，且決不以降服者自居，充分體現了古代中央王朝在處理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和朝貢國關系時，堅持講信行義、平等待之，使其內心折服、歸心向道，實現了中原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和朝貢國間長期密切的和平交往。

中華文明在處理對外關系時，始終堅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反對強人從己。這是因為歷史和現實一再表明，基於“自我中心”和“文明優越”的假想，試圖強行把自己的經驗模式移植到其他國家，往往帶來的不是成功與繁榮，而是“橘逾淮為枳”的悲劇。摒棄自我中心主義，學會換位思考，學會推己及人，反求諸己，正是中華文明從自身歷史發展經驗中總結出來的政治智慧。

2023年10月25日，江蘇省張家港市黃泗浦生態公園長江文明數字館，觀眾在參觀“江海奇幻游——長江文明與海上絲綢之路”開放式博物館特展。

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早在先秦時期，古哲先賢便就“和”與“同”展開了辯証思考。所謂“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和”是多樣性的統一，“同”是同質事物的疊加。世間萬事萬物充滿了矛盾性和差異性，“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透過對客觀現象的觀察，中國古人很早就開始強調對差異性的理解與包容，懂得“和羹之美，在於合異”的道理，“和而不同”的理念也由此形成。

春秋時期，齊桓公召集各路諸侯召開葵丘會盟，提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弒，抑兼並”，明確諸侯列國的行為應符合天下共尊之禮儀。其間，齊桓公頒布了5條禁令，要求諸侯共同遵守。這些禁令旨在維護諸侯國之間的和平與秩序，防止內亂和外患。

古代東亞地區存在的“朝貢冊封秩序”，是由中國歷代中央王朝與周邊國家長期外交關系互動形成的。這一秩序並不意味著它對四方八面具有權力，去實施軍事侵略、政治控制、經濟掠奪以及文化滲透。相反，歷代中央王朝往往推崇“懷柔遠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一直秉承著對他國施之以禮，不欺壓和威脅其生存發展的原則，強調以道德感化外邦。基於此，東亞地區獨特的“朝貢冊封秩序”，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該地區較長時間的和平穩定發展。

由此可見，“民胞物與”“協和萬邦”“天下大同”的美好願望，“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遠親不如近鄰”的相處之道，“親望親好，鄰望鄰好”“國雖大，好戰必亡”的和平思想等，是中華文明興盛不衰的“秘訣”之一。“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不是空談快意，而是撫今追昔的歷史沉積，並深刻鐫印於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中。

“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植根於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歷史的和平性基因，彰顯了中華民族胸懷天下、兼濟蒼生的精神品格，決定了中國堅定不移走互利共贏的和平發展道路，決定了中國永遠不搞霸權和對抗、永遠不搞“黨同伐異”小圈子的大國擔當和格局。我們要繼續深刻把握和大力弘揚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推動不同國家、不同文明在平等互鑒基礎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更多貢獻。

（來源：《旗幟》2023年第12期﹔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

( 編輯：王馨悅   送簽：王馨悅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