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输入型通胀风险

张怀清

来源:旗帜网2021年05月27日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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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共振复苏,发达经济体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并出台刺激性财政政策,推动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新兴经济体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外币资产缩水、汇率和资本市场震荡等风险明显上升。针对全球经济金融风险挑战,我国必须更好发挥制度优势,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制度优势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冲击。

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和刺激性财政政策带来输入性通胀上升压力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冲击了全球经济活动,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国央行实施了前所未有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各国政府也出台了史无前例的刺激性财政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年4月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逐步上涨。特别是2021年以来,随着全球疫情防控形势有所好转、疫苗推广加速、美国1.9万亿财政刺激落地以及大规模基建计划有望推行等,市场对未来通胀的担心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近期急剧上涨,目前主要商品价格已经显著高于疫情前水平,且大部分商品均有不同程度的价格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带来极大的通胀风险。2月份俄罗斯CPI、土耳其CPI和巴西的INPC(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分别扩大到5.7%、6.2%和15.6%,且均处于快速上升通道。

我国价格水平将在合理区间波动,风险可控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提高了中下游企业投入成本,挤压了企业利润,增加了居民支出。从家电行业看,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原材料成本占比高达80%以上,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增加了家电行业原材料投入成本。从上游、中游、下游价格变化看,2021年1-2月份累计,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加工工业和耐用消费品环比分别上涨8.3%、3.9%、1.1%和-0.3%,中下游行业明显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企业利润减少。以大宗商品价格的代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为例,中下游精炼石油、石油加工等行业受到负面冲击,也直接提高了交通运输行业支出成本。自2020年11月以来,国内连续9次上调成品油价格。对满载50吨的大型物流运输车辆而言,平均每行驶1000公里,燃油费用增加80元左右。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风险可控。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供给需求均稳中有升,与千家万户紧密相关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保持了相对稳定。2021年1、2月份CPI同比分别下降0.3%和0.2%;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分别下降0.3%和持平。在各项政策推动下,我国生猪产能恢复持续加快,居民感受到的猪肉价格较高问题逐步解决。我国粮食连年丰收,粮食总产量已连续6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70公斤,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粮食库存处于较高水平,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能够满足一年的消费需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弱,我国传统服务需求将复苏,休闲旅游、文化消费产业恢复加快。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要拉动部分工业品价格上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整,出口形势好转,以及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长,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拉动部分工业品价格反弹回升。1、2月份PPI同比分别上涨0.3%和1.7%,伴随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弱,国内工业品供需两端将逐步趋于匹配,工业品价格略有上涨后保持相对稳定。

总体看,我国面临的输入型通胀风险可控,居民消费品价格涨幅有限,预计低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涨幅3%的目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要拉动部分工业品价格快速反弹,耐用消费品、一般日用品等工业品价格小幅上涨后将保持稳定。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弱化输入型通胀的影响

相较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我国率先实现了复工复产,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经济保持恢复性增长,财政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空间。相较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我国物价水平总体相对稳定,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波动,资本流入流出正常。考虑到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很牢固,我国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输入型通胀。

一是加强价格形势监测,做好政策储备。加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监测预警。我国是多数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应加强大宗商品市场的监测和分析,降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对我国经济金融的负向冲击。做好应对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政策储备,在时间上留有充足的余地,一旦面临问题,及时推出相关政策。

二是管理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当前,居民对通货膨胀上升有较大担忧,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宣传稳健货币政策含义,提升居民对人民币购买力信心,降低其通过储蓄和投资来抵御通胀的意愿。

三是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弱化输入型通胀的影响。我国面临成本推动型的输入型通胀,而不是投资和消费过热引致的需求拉动型通胀。收紧货币政策对国内工业品价格上涨的抑制作用有限,还会让市场主体雪上加霜。以紧缩货币政策应对成本推动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会进一步提高企业融资成本,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也会扩大中美利息差,影响短期国际资金流入,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不利于我国企业出口。以宽松货币政策应对成本推动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因此,应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切实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对冲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负面冲击,把减税政策及时落实到位,确保市场主体应享尽享。

四是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我国是大宗商品最主要消费国,钢铁、铜、铝、铁矿石、镍等产品的消费在全球占比均超过50%,进口量大,对外依存度较高,易受国际价格及汇率波动影响。争取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对我国经济稳定尤为重要。得益于我国在需求端的主导地位,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已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首先要抓住机遇推进人民币计价、结算。其次是建设大宗商品国际交易平台,逐步搭建起现货、期货、场外市场相结合体系,形成全球大宗商品交易枢纽。再次是充分利用我国制度优势,在大宗商品价格处于低谷时增加境外直接投资。

(来源:《旗帜》2021年第4期;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孙丽、张桃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