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知行合一”，反复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提出的重要思想。“知行合一”思想，既有王阳明基于事上磨炼的体悟，也是他思考社会现状、应对时代困境的成果。“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环，更是对中国思想史上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

“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因直言触怒权宦刘瑾，被廷杖下狱，之后贬谪贵州龙场驿。在困境中，他意识到以往从见闻经历中寻求万事万物的道理，存在方向性偏差，不如承认“吾性自足”，从自身价值中寻求道理更为直接。于是，他针对以往知行观的疏漏，从关注个人的主体性入手，重视人的个体经验，承认差别，关心实践，开始了新的探索之路。第二年，王阳明接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邀请，到府城的书院讲学，开始了他对“知行合一”的系统阐释。

“知”与“行”既然要“合一”，可见它们本身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但是，王阳明反对朱子学者“知行相须” 的主张，认为知行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由此及彼。他坚持“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王阳明全集·语录一》），这并不是让“知”和“行”两个元素机械合并，而是主张两者应该互相依存，彼此共同构成周而复始并有所提升的完整认知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一方面，“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和行之间既存在因果关系，也相辅而成。另一方面，“学、问、思、辨、行”的过程，并不是王阳明所说“知行合一”的全部。他主张，“知是心之本体”，由心发动，开启了意识活动与实践活动。因此，在王阳明看来，知也是行的一种；在知之后，当然还要有行动上的结果，同时开启一个新的问学与实践周期。也就是说，在本然状态下，知和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通过这样一个例子，对知和行的关系作了说明：一个人看见父亲，自然知道要孝顺，这就是知；孝顺父亲的行动和表现，便即是行。两者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并非此消彼长。

“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

王阳明思想是针对时代问题提出的应对方法。王阳明之所以形成“知行合一”的思想，是认为此前程朱理学主张的“知先行后”，会导致知和行两分，以至于不行或不知，故此“因病发药”。

朱子学者关心“格物”，这一学术倾向发展到王阳明生活的明代中期，却形成了知而不行，甚至局限于“口耳”之学的困境，以致伪道学盛行，令王阳明等有识之士颇为担忧。他甚至发现，当时学者受个人欲望驱使，有着“流入空虚”的风气，好为“脱落新奇”议论，不能脚踏实地。王阳明认为，即使走上了歧路，“有疑便问，问了又走”，通过实践修正，也能达到理想中的境界。如果踟蹰不前，“只管闲讲”，就什么目的也达不到（《王阳明全集·语录一》）。于是，王阳明有针对性地提出通过“省察克治”之功来追求天理。

他批评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全不思考就动手行事，结果是“冥行妄作”，毫无意义；另一种是仅仅停留在空想的阶段，不去实践，结果一事无成。在王阳明看来，这两者都是没能做到“知行合一”的错误做法。尤其是后者，知而不行，绝不是真知。对于“行”，他解释道：“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正确的知行观，应该是慎始善终，念头一动就要端正方向，力保正确，而后躬行实践，才能取得好的结果。

王阳明的这一主张，能有效地避免盲目行动的弊端。荀子曾经说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集解·儒效第八》）荀子显然忽视了知的本身意义，只是从实践的结果上进行判断。更重要的是，荀子的这一看法无法开启从行到知的新提升，实际上只注意到了实践的社会性价值，并没有意识到人作为认知主体的意义。对比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很显然，王阳明的贡献既表现出对中国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又展现了重视人之主体性的特殊价值。更有意义的是，他提出了同时带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知行合一”思想，打破了必然要先知然后能行的僵化认识，将知落实于行的实处，实现了知和行的互相促进。

“事上磨炼做工夫”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除了在知行观上有新的贡献，它的重要价值还在于赋予人以主体性的积极意义，为人们的认知与实践，提供了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首先，王阳明并不主张两者是机械性的组合状态。他在南宋朱熹“格物”之学的基础上，提出要充分认识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知和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于是，王阳明提出了“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的主张（《王阳明全集·答顾东桥书》）。

其次，对于知和行，王阳明并不主张两者之间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转化，而是坚持在过程中要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准，克服一己私欲，实现理想和实践的统一。如此一来，王阳明思想在道德修身的整体观照之下，侧重知行的一体性色彩十分明显。这就是王阳明强调的“事上磨炼做工夫”。“工夫”是针对人说的，主体是具有个体意识的人。人不仅能将学、问、思、辨这些属于“知”的意识付诸行动，进行属于“行”的生理实践，还拥有道德、伦理、情感，能作出价值判断，能够实现知行合一。对于知行关系上的道德判断，经过王阳明四处亲自讲学、弟子传播，当时的人们意识到工夫不分内外，只要能锻造锤炼达到道德伦理的要求，就都是必要的工夫。

王阳明跟他的高足徐爱，曾经就知、行与道德伦理的关系，有过一番问答。徐爱问王阳明，虽然人们都知道要孝敬父亲，尊重兄长，但现实中却很难做到，这难道不是说明知和行不能合一吗？王阳明意识到，徐爱的理解受当时流行的“知先行后”主张的影响，仍然认为知行过程就是明白事理进而实践的环节。对此，王阳明解释道，知行不能合一，问题是出在人身上，是“私欲隔断”了知和行的关系。因此，倡导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正是要恢复人的本体，通过实践，将人心合乎天理。如此，意识端正了，一旦作用于实践，就能在社会范围内收到良好的效果，也就能合乎世界本然的道理。

王阳明所说的本体是指能对应天理的本心，能够超越私欲，但是要落实于实践而不任意妄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中的关键环节是要用工夫。王阳明认为，要在事上做工夫，才能达到对人在视、听、言、动上提出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工夫的开端是要端正知，得了真知，才能去做好行的工夫。在这个意义上，知的工夫既能引导行的工夫，也能成为行的检验。但是，王阳明又坚持，如果没有躬行实践，就永远不会达到真知的境界。因此，王阳明特别强调“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行成为一套完整的修身工夫的必需要素。

回顾王阳明思想体系成熟的过程，“知行合一”在中国思想史上认识客观世界的脉络中，将心的知觉与行为活动在本质上视为一致；更重要的是，王阳明对人作为个体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承认了意识的能动作用，并且将这一能动性纳入道德的轨道上，既省察过往，也克治当下，构成了一套能务实有效地指导实践的原则。之后，王阳明进一步在工夫论上发展，将“知行合一”与“心即理”结合，落实为著名的“致良知”学说，将知识与道德合一，发展成以德性统摄知识，形成了具有体系性的王阳明思想。

（来源：《旗帜》2021年第4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 编辑：孙丽   送签：张成付   签发：张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