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人：铁肩辣手书写家国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新闻舆论战线与党和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深入反映群众呼声、主动开展决策调研，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遥想百余年前，正是这些秉笔直书、忧国忧民的优秀报人带来了中国近代新闻业的繁荣景象，激起了时代思潮的朵朵浪花，他们的精神和风骨传颂至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报人唱响时代强音。

铁肩辣手  不畏强权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所创《京报》的办公地旧址，它见证了一位秘密共产党员用生命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奋斗足迹。

1918年，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令国家遍体鳞伤、民不聊生。32岁的邵飘萍以笔为枪，创办了《京报》，致力于通过办报宣传真理、唤醒民众。他亲手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在编辑部的墙上，与报社同仁共勉。

当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传回国内后，全国人民怒不可遏。《京报》于1919年5月3日撰文疾呼：“山东问题为吾国存亡所系，无待赘述。我国民亦既有此觉悟而一致奋起矣。”

5月4日，北京爆发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京报》连续发表《外交失败第一幕》 《速释学生》等文章，以强有力的舆论声援反帝爱国运动，引发当局的不满和恐慌。北洋军阀政府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为名下令缉捕邵飘萍、查封《京报》。

迫于险恶局势，邵飘萍不得已东渡日本。在此期间，邵飘萍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他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状况，并对俄国十月革命产生浓厚兴趣，先后写成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部专著，简明扼要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重大意义。

1925年春，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为进步思潮和运动鼓与呼。鉴于邵飘萍的社会地位与名望，党组织要求他以其特有的身份开展工作。很不幸，由于邵飘萍的新闻报道对军阀产生了严重威胁，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残忍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邵飘萍针砭时弊、不畏强权的风采，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有着深刻触动。后来，毛泽东在陕北时曾高度评价邵飘萍，赞扬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核实，正式确认了他的中共党员党籍。世人也终于知道，邵飘萍不仅是《京报》社长，更是一名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

服务人民  为时而著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所谓“为时”“为事”，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近代的中国，就有这样一名报人，他一生创办、主编过六刊一报，被周恩来称为“出版事业模范”；他一生多难却顽强不息，为抗日宣传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就是著名记者、出版家、爱国志士邹韬奋。

邹韬奋在担任《生活》周刊主编时就认为好的刊物应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力求成为读者的“精神粮食”。为此，他在周刊的内容和编排上不断创新，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书写文章，很快使《生活》周刊成为当时最受读者欢迎的报刊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以笔为剑，积极宣传抗日。他通过周刊在读者中的影响力，积极组织各界为前线抗日将士捐款。由于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和对“攘外必先安内”等谬论的抨击，周刊越来越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所不容。1933年，邹韬奋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名单，被迫流亡海外，《生活》周刊也随即停刊。

1935年回国后，邹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他进一步提出要“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并且热情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1936年11月，邹韬奋与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李公朴等7人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一时间举国上下一片哗然，迫于种种压力，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得已将“七君子”释放。重获自由的邹韬奋刚出狱就即刻投入抗战的洪流之中，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三地创办《抗战》 《全民抗战》等刊物，引导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1944年7月，邹韬奋不幸因病于上海逝世。生前，他多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请求，但党组织因考虑到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统区工作对党和革命事业更为有利而没有同意。临终前，他再次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在致其家属的唁电中称他为“吾党的光荣”。毛泽东为之亲题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句话既是对邹韬奋一生奋斗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他高洁品格的最高评价。

深入调查研究  恪守职业精神

“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范长江是我国新闻事业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脚力之遥远、眼力之敏锐、脑力之深邃、笔力之强劲，无愧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开始了为期10个多月的西北考察活动。当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长征，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红军的情况很少被外界民众所知晓。范长江此次考察旅行，西达敦煌，北至包头，先后经川西的江油、平武，甘肃的西固、岷县等地，历时两个月到达兰州，继而入青海，到西宁，翻越祁连山，入河西走廊，绕贺兰山，入内蒙古，到达临河、包头等地。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不畏艰难的职业精神和高超的采写艺术，把旅行见闻写成通讯陆续刊登在《大公报》上，一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这些稿件不仅描述了西北人民啼饥号寒的悲惨景象，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活动进行了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这对当时读者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消解国民党对红军的污蔑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其中一部分通讯还以《中国的西北角》之名结集出版，受到读者极大欢迎，几个月的时间就连出七版。这一通讯集的出版也奠定了范长江在中国新闻界的地位。

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迅速奔赴延安，成为当时从国统区进入延安采访的第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在延安，他采访了毛泽东等领导人，撰写了《陕北之行》，系统地向国统区读者介绍了是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向全国广大读者描绘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的面貌。

1939年5月，范长江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交往，并通过撰写时评、专论、通讯等方式，呼吁团结、抗战、民主、自由，反对妥协、投降、分裂、专制，不断为抗战宣传贡献力量。

近代中国，像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这样的优秀报人还有很多，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的情感朴素真挚，他们的文章振聋发聩。观照当下，新闻工作者既要坚持守正创新，传承近代报人的精神与风骨，也要主动更新知识和技能，增强“四力”，履行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职责使命。

（稿件来源：《旗帜》杂志2022年第一期。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 编辑：王春春   送签：贾泽娟   签发：张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