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意蕴与价值追求

赵义良

来源:旗帜网2022年04月22日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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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标识人类文明演进逻辑和发展趋势的核心术语,它表达的是人类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总体性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代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概念,现代化在不同学科或民族话语中具有不同意蕴。按照西方学者的常用说法,“古代—中世纪—现代”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它展现了西方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长时段过程。由于西方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关系、交往行为和思维方式发生剧变,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致于人们往往把西方化、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同义语或代名词。实际上,尽管西方现代化推动了传统社会向工业化、都市化的转型,但这种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以资本为驱动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预想的“另一条道路”的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主题,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为根本价值追求的新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刻改变了现代化问题的基本版图。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涵摄在一般现代化范畴之下,具有共性;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过去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曾一度被认为是唯一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意味着过去被当作现代化之“一般”的模式(西方现代化),实质上也是一个“特殊”,即一种特殊的现代化模式。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特殊”的理解;第二,对现代化之“一般”和共性的重新理解。

一、人类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现代化主要描述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转型过程,它表征的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生产方式、制度模式发生的大跨度大范围的功能性变迁。这种变迁不是局部的、表层的、断裂式的转型,而是一场世界性、深层次、持续性的剧变。当然,伴随着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革命,人类自身也在经历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要理解现代化所带来的这种革命性变革逻辑演进,需要将其放置于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与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把握。

一方面,从人类生产方式的演进来看,现代化处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变的特定阶段。现代化不是抽象的历史概念,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中特定历史阶段的理论表达。那么,人类进入现代化的动力机制或主要标志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一般规律中去探寻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及其发生过程。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演进是一种动态的继起过程,但也不排除社会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关系,而现代化的发生机理和生成逻辑正处于这种历史的继起或并存关系之中。继起意味着人类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必然性,这是历史发展的本质性要求,马克思通过考察人类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的变迁过程,认为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与马克思冠名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发生勾连,即现代化就是人类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进入“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过程。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现代”一词是与“前资本主义”相对的概念,而人类进入“现代”的标志就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可以说,马克思语境的“现代社会”就是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与结晶,而“现代”所指称的历史方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论及的“资产阶级社会”。因此,从社会形态的视角看,现代化就是从前资本主义进入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是西方社会早期的“资本主义化”,即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起点,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各种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而这一过程正是西方现代化的普遍道路。并存虽然是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多样性的揭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古典古代和日耳曼的形式可能是并列成一排,类似于地质在特定时期所具有的层次性。这意味着现代化除了西方主导的模式外,可能也应该存在其他非西方的模式。

现代化是剧烈而持久的社会变革,它率先发生在西方,其内生动力是资本对利润无止境的追逐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革命。马克思把不同于“前现代”的生产工具(蒸汽机、棉花加工机)的变革视为形成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从而把英国看作现代化的最早典范。由此可见,西欧现代化不是偶发的历史现象,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引发的必然结果。然而,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生产方式的变革都必然引发现代化的实践效应,相反,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的基础之上,才会引发持续而广泛的世界性影响。由此可见,现代化并不是欧洲中心论者鼓吹的西方化、欧洲化,而是世界性的历史流变,它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具有世界性的示范意义。

另一方面,从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视角看,现代化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马克思指出,现代化在显性意义上是现代生产所催生的商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在隐性意义上,现代化是人从依赖性走向独立性的过程,即人不断打破血缘关系的限制,从狭小范围和孤立地域不断解放,在扩大的地域中建立普遍交往。所以,现代化不仅体现为社会的变革,更体现为人自身的变革,实现人的存在状况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的转变。现代化的启蒙意蕴正在于它促进了人的觉醒,使人从自我依赖或群体依赖走向了个体本位、自我独立或物的依赖。现代化体现在人的发展上就是人获得了相对独立性。

但是,由于西方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资本,人犹如资本战车上的“俘虏”,人在资本的世界里必然“受抽象统治”,发生劳动异化和精神颓废,这表现为人在现代社会的动物化和物化。

第一,人的动物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描述了现代社会劳动者沦为动物的存在状况。自由自觉地活动构成了人的类特性,然而在资本主导下,劳动者劳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类特性,而仅仅是维持自己的肉体存在。

第二,人的物化。《资本论》及其手稿将“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没有区分地翻译为物化。这里的物既包括人劳动产生的产品,也包括没有经过人加工改造的物。马克思对人在现代社会的物化正是在这两重意义上使用的。首先,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现代社会实现了人的独立,但借助资本对分工和交换的推动,同时又生成了普遍的交往关系,但这种交往关系是借助于商品和货币的中介实现的,最后造成了商品和货币反过来支配人。其次,还在于资本家本身也物化。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被异化了。不仅如此,良心、名誉、信用等人的品质乃至人的阶级关系和所处社会地位都由物及其交换价值决定。

由此可见,现代化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是现代生产促发了社会剧变,带来了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另一方面是现代世界由于资本的介入,使人的关系发生异化,诱发了人的迷失。但资本主导的现代化无法化解资本驱动的现代化与人的发展的悖论。这正是马克思批判西方现代化的深层原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出场的理论前提。

二、西方现代化与人的发展的悖论

依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看,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内驱的,资本不仅是西方现代化的内在推力与现实表征,而且已经深深内嵌于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控制、主导现代社会的至高存在,最终引发了现代化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第一,现代国家与人的矛盾。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是现代资本和现代私有制催生的结果。现代国家与现代私有制同本同源,它看似消除了封建特权和等级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权、自由和民主,但这种历史进步性仅仅体现为它代表的是少数人的权利,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权利。在资本外衣的包裹下,现代国家并不是要实现资产阶级标榜的道义承诺,也不是政治解放的最高形式,相反,它是完全虚幻的形式,由于资本的介入,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产生了分裂,体现为普遍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作为这种分裂和对抗的结果,置身于其中的人发生了分裂。

第二,“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的矛盾。人原本是世界的主体,但在资本主导的现代世界里,作为人的特殊对象物,资本取代了人的主体性,而作为主体的人则物化为资本的“物件”,降格为依附于资本的生产工具或生产条件。

第三,“资本权力”与“人的生命权利”的矛盾。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扮演的是一种社会力量,形成的是一种资本权力,主导和控制了整个社会关系,人只能卑屈于资本权力的统治,丧失了自我权利和个人自由。西方现代社会的资本权力不仅挤占人的劳动权利和劳动自由,而且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侵犯了人的生命权利,因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生存权、生命权的支配,因为人的劳动,是人的生命力的消耗和生命力的支出,是人的自由活动。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与西方现代化的抬高资本、异化人性相比,中国式现代化乃是“非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道路属于超越型或后发型的现代化,它在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在空间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并存,在实践上依托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运动,在路径上突出“社会主义公有制+自由市场+政府调控+现代国家机构”的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特色在于尽力规避资本逻辑的困境,激发人的主体自主性,在资本逻辑与人的逻辑的张力中找到平衡点,从而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悖论,为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开辟了全新道路。

第一,从性质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逻辑为导向的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中,资本是本题,人是副题。马克思倒转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中本题(资本)与副题(人)的关系,强调人是主题,资本和其他物是副题。

人的现代化是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根本主题。一方面,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背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坐标来看,可以划分为两大历史阶段:中国早期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者是以旧民主主义时期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为代表的“被迫卷入型”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深受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侵染,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化”或“资本主义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典型特征是被动性、盲目性、非自主性和非统一性。后者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它是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富强为整体目标的现代化,其话语表达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其最新目标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另一方面,人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人的利益,满足人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就是实现人的美好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发展。

第二,从发展动力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动力的现代化。人类现代化有不同的路径,也有多重动力源。就现代化的动力要素而言,主要有生产力、技术、资本、制度、文化等,概括起来就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其中非经济因素中,人的因素不可或缺。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是“经济导动型”的现代化,其中的内生动力是“工业革命+资本驱动”。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人民的主体选择、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导向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以人民的整体思想变革和利益需求为前提,以人民的主体愿望为动力。中国人民在比较和选择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开辟的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性质上区别开来。

第三,从结构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主线的“并联式”现代化。如果说西方式现代化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轴心,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轴心,坚持惠及全体人民的目标导向,牢牢把握住两个原则:一个是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另一个是坚持共同富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是“绝缘”的,而是准确调试了资本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共同富裕的大前提下充分利用、激活资本的文明面,服务于现代化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单选题样态,在世界历史坐标上赋予了现代化多选题样态,走出了一条以人为中心,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协同推进的“并联式”现代化道路。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世界现代化历程中的独特道路,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道路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内核上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实现的是人的解放。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主题和行动目标,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的梦想和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这一独特价值,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解放使命和价值意蕴,占据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这一现代化道路必将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大生机与活力,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开创新的广阔空间。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项目编号:20VSZ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原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转载时做了删减。]

( 编辑:张莉   送签:徐雅维   签发:钟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