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传家 志存高远

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中心城区纱縠行南街的三苏祠，曾是苏家故居。从这里走出来的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俱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一门独占“唐宋八大家”三席，被人尊称为“三苏”。苏洵（1009-1066年），字明允。其长子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文忠；次子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谥文定。“三苏”之后，其子孙亦能踵武前贤，不坠家声。眉山苏氏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家族的典范，与其优良严谨的家风密不可分，其家风概括起来可总结为：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读书正业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苏洵的父亲苏序非常重视读书学习。苏序并非读书人，但他有感于北宋崇文兴教之风，积极倡导诸子读书，并定下“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的治家理念。苏序之子苏涣（即苏洵之兄）“勤奋问学”，于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登第，成为苏家在宋代的首位进士，官至利州路提刑。

苏洵二十七岁始发愤读书，著书立说，并悉心教授二子。苏辙诗作《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曾回忆兄弟二人年少时居家读书的岁月：“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苏洵游学在外时，则由妻子程夫人承担苏轼兄弟家教之责。苏轼十岁时，一天，程夫人教他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末年因“党锢之祸”而被杀害的名士。临刑前，范滂与母诀别。范母从容言道：名节声誉与富贵长寿岂可兼得？书读至此，程夫人十分感慨。一旁的苏轼问：“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夫人回答：“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苏家家教，于此可见一斑。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苏辙兄弟双双考取进士，名动一时。步入仕途后，苏轼兄弟仍注重读书。苏辙称自己“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苏轼更是将抄读书史作为每天必须完成的日课，并曾分享治学心得：“多读书史，仍手自抄为妙。”据苏轼自述，到四十岁左右时，他已抄诵过《汉书》三遍，足见其读书用力之勤。

苏轼兄弟不仅重视读书，更积极将这一家风传递给苏门后辈。苏辙有诗云“吾儿（指其幼子苏逊）生来读书史”，正是苏氏读书传家的写照。苏轼曾教导堂侄苏千之：“可读史书，为益不少也。”对于侄孙苏元老，他更结合自身经验提出具体要求：“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

在“读书正业”的家风下，整个眉山苏氏家族在两宋时期涌现出了十多位进士。苏轼三子苏过、苏辙之孙苏籀分别有《斜川集》 《双溪集》传世；苏轼次子苏适、孙苏符、曾孙苏岘、苏辙之孙苏简、曾孙苏谔等也都有诗文集，可谓文脉昌盛。

孝慈仁爱

苏洵在《族谱后录》中追忆其祖父苏杲“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孝慈仁爱”作为眉山苏氏的重要家风，代代相传。苏洵之父苏序以“好施”闻名乡里，“急人患难，甚于为己”。他曾在荒年变卖田产，赈济邻里。待至丰年，邻人欲偿其值，苏序却坚决不收。苏洵同样“质直忠信，与人交，共其忧患，死则收恤其子孙”。其妻程夫人治家，“族姻之孤穷者，悉为嫁娶振业之”，“乡人有急者，时亦赒焉”。

苏轼与苏辙的兄弟情谊，堪称千古典范。《宋史》称其“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轼去世后，其子苏迈等贫无所依，生事萧然。当时废居颍昌（今河南许昌）的苏辙毅然将自己唯一的一处房产卖掉襄助。苏辙之子苏适同样孝友仁爱，“兄弟之贫者，率于众而周之”。苏轼之孙苏符遇族人婚葬，“必待以具资”，“甚者待以敛”。

苏家子孙出仕为官者，则将“仁爱”家风进一步扩展到百姓身上。苏轼一生游宦各地，所到之处，皆体恤民情，解民之危苦。如在密州（今山东诸城）时，恰遇饥年，百姓多遗弃孩童，苏轼拿出库粮，专门用以收养弃儿；在徐州时，逢黄河泛滥，苏轼组织军民抗洪，住宿城头，过家不入；在杭州时，苏轼带领百姓疏浚钱塘六井，整治西湖，并捐钱设立免费医坊；在扬州时，苏轼上疏请求朝廷停止催缴积欠，“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甚至在遭遇贬谪、无职无权时，仍不忘百姓疾苦。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期间，苏轼写信给鄂州（今湖北武昌）知州朱寿昌，希望禁杀女婴，并倡议成立民间慈善机构——育儿会，数以百计的婴孩因此存活；贬到惠州后，因见当地百姓渡河，多没水身亡，又捐钱修桥。南宋初年，苏辙长子苏迟在知婺州（今浙江金华）任上奏减赋税，百姓为其立生祠，传续着苏氏“仁爱”家风。

非义不取

苏氏家族素有“非义不取”的传统，其成员大都乐善好施，视钱财为粪土。苏洵父、祖行善乡里，自己却“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也”，“穷困厄于饥寒者数矣”。苏轼在《记先夫人不发宿藏》一文中记录了母亲程夫人的一则往事：程夫人操持家业时，迁居眉山纱縠行的一处宅院。一天，两位婢女无意中在屋内挖出一个坛子，上面盖着乌木板。众人猜测坛中可能有财宝，都迫不及待想打开来看。程夫人却命人重新用土将坛子埋好，并告诫家人坛子乃前人所埋，非苏家所有，谁也不准挖取。程夫人“不发宿藏”之举可谓苏氏“非义不取”家风的完美诠释，并对苏轼、苏辙兄弟产生了深远影响。

后来谪居黄州期间，仕途遭遇重大挫折的苏轼一度过着“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的生活，但他仍坚守“非义不取”的信念，并在《赤壁赋》中予以表露：“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为政清廉

“非义不取”的家风，体现到仕宦做官上，便是“为政清廉”。对于廉政问题，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做过系统阐述。他继承《周礼》为官六事——善、能、敬、正、法、辨，皆须以廉为本的思想，十分强调官员廉洁的重要性。苏轼认为：“功废于贪，行成于廉。”即功业毁废于贪婪，德行养成于廉洁。在此基础上，苏轼提出“廉为官程”的理念，认为在任用、考察官员时，应将廉洁——而非才能与政绩，作为最根本的评判标准。换言之，一个官员，不论能力再强，治绩再突出，只要违背了廉洁的底线，便应一票否决。

苏轼一生虽数遭贬谪，但也曾做过礼部尚书、翰林学士一类的高官，出任过富庶之地——杭州、扬州的知州。不论居官何处，他都两袖清风，洁身自好，从不聚敛财富。用苏轼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善治生，禄赐所得，随手耗尽。”宋代史籍《东都事略·苏轼传》也用“轻财好施”四字概括苏轼的品格。其弟苏辙官至尚书左丞（副宰相），同样“拙于生理”“聚财无方”。正因如此，苏轼兄弟虽仕宦显达、名动四海，但因手头没有积蓄，一旦遭遇贬谪，便要为生计发愁。如被贬黄州期间，苏轼即因“廪入既绝”，生活过得极为简朴；苏辙晚年携子侄隐居颍昌，“衣草食芋栗”，日子更是异常清苦，但兄弟二人都处之泰然、安之若素。

（来源：《旗帜》2022年第7期；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副研究员）

( 编辑：孙丽   送签：孙丽   签发：钟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