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贤相陆贽的佐政之道

陆贽（754-805年），字敬舆，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朝中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民本主义思想家。陆贽生活的年代处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于乱世时登上政治舞台，以议论纵横、析理深刻以及深谋远虑、善于筹划的政治品质，得到唐德宗的赏识。即使在未担任宰相时，事无大小，德宗都和他商量，所以有“内相”之称。陆贽学识渊博、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极谏匡正，是支撑大危局的重要脊梁，也是唐朝公认的继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之后的贤相。

“才本王佐，学为帝师”

陆贽出身于县令微官之家，早年丧父，《旧唐书·陆贽传》记载其父陆侃为溧阳县令：“父侃，溧阳令，以贽贵，赠礼部尚书。贽少孤，特立不群，颇勤儒学。”根据其好友权德舆撰写的《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记载，陆贽“年十八登进士第，应博学宏辞科”。年仅十八岁就荣登进士，这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极为罕见，可见陆贽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勤奋好学。他先后担任华州郑县尉、渭南县主簿、监察御史、祠部员外郎、翰林学士、中书侍郎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受奸臣裴延龄构陷，被贬为太子宾客、忠州别驾，于805年去世，谥号为“宣”，赠兵部尚书。

陆贽凭其所学，事君以忠，一生践行“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不恤其他”的君臣之道。建中四年（783年）奉天蒙难，陆贽随唐德宗李适出逃奉天。奉天解围后，陆贽上《奉天论奏当今所切务状》，向德宗提出“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群情”的建议。他认为，民心是国家的根本，民心向背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随后，他又在《奉天论前所答奏未施行状》中以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等帝王得失为例，谏君以推诚。后李怀光于兴元元年（784年）叛乱，陆贽犯颜直谏、导君正道，主张德宗大赦罪己，并拟定《奉天改元大赦制》，建议德宗勤政爱民、爱惜民力，快速收复民心，为德宗平定叛乱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誉为“救时内相”。安史之乱后，许多官吏灰心失望、尸位素餐，不敢不愿谏言，与之不同，陆贽“不恤其他”，直言敢谏。苏轼在《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中对德宗的缺点和陆贽的进谏之法作出了精辟总结：“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苏轼由此评价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

“权之为义，取类权衡”

陆贽关于“权”的理解深刻影响着其政治思想和为官之道。他认为：“夫权之为义，取类权衡。衡者秤也，权者锤也。故权在于悬，则物之多少可准；权施于事，则义之轻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舍轻；其远祸也，必择轻而避重。”（《全唐文 · 论替换李楚琳状》）他认为，“权”就是权衡，衡是秤，权是锤。权力的使用不能是任意的，要想合理规范行使权力，就必须在“义”的框架内，坚持“以义为本，以利为末”。

权力的使用主体是人。因此，在人才选拔之时，应有“三术”：“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如此则高课者骤升，无庸者亟退，其余绩非出类，守不败官，则循以常资，约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滞，庶品有伦，参酌古今，此为中道。”（《全唐文 · 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即破格提拔有才能的官员，罢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失职官员，对于才干平庸的官员则按常例任用。如此，人才考核与其才能相关联，严禁徇私后门。人才选拔得当，权力的使用自然恰当。

他从对“权”的理解推及义在利先的义利观，宣公利禁私利。他认为，制定好的法律仍然有贪财的隐患，如果制定贪财的法律，那么就更无法解决腐败的问题了。用公正来示人，依然有私利的弊端，如果以私利示人，那么这个弊端就更难消弭了。于是，他上书《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力谏德宗去私库，阐明天子不应积蓄私财，应远离私利而崇尚廉洁。他认为，百姓的富有是积蓄钱财，而天子的富有是散发钱财收纳民心。“贪”与“贿”密切联系，贪欲膨胀，想要的私利就越来越多，国家必定走向灭亡。陆贽时刻警惕腐败变质行为，“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利于小者，必害于大”

陆贽荣登进士之后，初仕华州郑县尉，从九品，任满回故里，拜见当时颇有名气的寿州刺史张镒。张镒与陆贽相谈三日，对他的人品学问非常赞赏，二人结为忘年交。等到陆贽要离开时，张镒拿出百万钱，欲赠予陆贽。他知道陆贽是出了名的孝子，说“这是给予您母亲一日的伙食费”。陆贽以清廉自持，坚决不收钱财，“贽不纳，止受茶一串”（《新唐书·陆贽传》）。陆贽清介自守、廉洁奉公的事迹不胜枚举，他在东都洛阳嵩山丰乐寺丁忧之时，也正是德宗对其最为信任倚重之时，各地方官员纷纷备厚礼前往丰乐寺，面对“藩镇赙赠及别陈饷遗，（贽）一无所取”。只在上奏德宗之后，接受了布衣好友韦皋的赠送。

陆贽廉洁奉公广为后世流传的是贞元九年（793年）二月，德宗专门下“密旨”劝其纳诸财物的故事，“上使人谕陆贽：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唐德宗下密旨怪罪陆贽过于清廉，指责其无论别人送什么都不收受，这样不利于工作，于是劝他可以收受一些如马鞭、靴子之类的细小之物。面对德宗的劝说，陆贽时刻铭记自己作为宰相的表率作用，不卑不亢上疏陈述观点：“利于小者，必害于大，易于始者，必悔于终。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日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私，固难中绝其意。”（《全唐文 · 谢密旨因论所宣事状》）陆贽认为，拒绝腐败应该防微杜渐，从小处严起。一旦受贿的口子一开，胃口只会越来越大，从而导致吏治腐败。收了马鞭靴子之后，就会收受财物华服；收了财物华服之后，就会开始收车马座驾；收了车马座驾之后，就会开始收金玉珠宝。其结果就是“货贿上行，则赏罚之柄失；贪求下布，则廉耻之道衰”。他认为，事情总是由小及大，贪欲也是由小及大，由量变引起质变，“涓流不止，溪壑成灾”，且受贿必然徇私，徇私必然枉法。

德宗以“贿”作为处置藩镇的手段，陆贽以此种贿赂之风盛行为忧，认为这是天下致乱之源，“伤风害礼，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赂”。他关心百姓疾苦，以民为本，深知纳贿之物取自民脂民膏，层层盘剥，“朝廷取之于方镇，方镇复取之于州，州取之于县，县取之于乡，乡将安取哉！是皆出于疲人之肝脑筋髓耳”（《全唐文 · 谢密旨因论所宣事状》）。他以檄文谏言，受贿是不顾百姓生计之行为，纳贿愧对百姓信任。他以为国为民的热忱进谏德宗，批评其一方面重刑严惩贿者至于“罪不可容”，一方面“宰司公受其贿”是“无耻而不恕者”。他坚持，臣僚之间并非靠纳贿才能致诚。相反，行贿与受贿会影响相互间正常往来。他认为，以鞭靴小物，可以看到国家兴亡。公生明，廉生威。要想肃清贿赂之风，达到风清气正之态，必须自上而下克己，为上者率先垂范，下面才能廉洁守法。

（来源：《旗帜》2022年第9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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