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的历史内涵、实践和当代价值

“为政以德”出自《论语·为政》，原文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意指以符合“德”的方式施政，就能实现有序而良好的统治效果。“为政以德”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治理理念中居核心地位，反映出统治者的忧患意识和民本立场，落实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严以治吏、保民富民的若干制度和举措。“为政以德”思想及实践对于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为政以德”思想的历史内涵

“为政以德”思想发轫于西周早期。周初的统治者总结夏、商统治的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是获取和保有统治权的根本原因。其具体内涵为：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维框架下，人类社会的统治权力和权威来自于“天”。统治的本质是“天”挑选出有德者，授予天命，委任他代“天”牧民。一旦统治者失德而虐民，“天”就收回天命，撤销委任，降下祸乱，该统治也随之终结。西周政治中的“德”思想基于天命不常的观念，要求统治者敬德、勤政、慎罚，选任美德之士施政，致力于恤民、保民，以此祈获“天”的助佑，长久地维系统治，显示出统治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民本立场。

西周政治中的“德”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继承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关于统治者为何应当禀赋德行。周人认为，统治者敬德，才能勤政恤民，不至耽于享乐、荒废政务，或因贪婪、暴虐而残害生民。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另一重意义：统治者禀德，才能以身作则，凝聚和垂范民众。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统治者率先端正自身的品行，民众才会遵从政令。统治者还须作出道德示范，才能引导民众养成良好品性，从而实现有序而稳固的统治，即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二是关于“为政以德”的施政内容和效果。周人认为恤民、保民方能“祈天永命”。春秋、战国时期，重民意识进一步凸显。孔子提出，恤民、保民之外，更要富民、教民，“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这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并教化百姓使他们远离罪戾。孔子认为，相比用政令和刑罚管理百姓，用道德和礼乐引导他们，提高他们的德性，使百姓自觉地遵守规范，是更为理想的统治方式。孟子发扬孔子富民、教民的德治思想，提出详细的施政内容：首先，统治者要“制民之产”，使百姓拥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实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要“薄赋敛”，爱惜民力，不过度向百姓索取。其次，要“省刑罚”，重视百姓的生命和身体健康。最后，要“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申之以孝悌之义”，使“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使百姓成为有道德的、真正的“人”。

孔、孟的“为政以德”思想富含人文主义精神。至汉代，“为政以德”又含纳“天下为公”和“德主刑辅”两种思想，逐渐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天下为公”提倡天下的绝对公共性，认为“天”选任有德者统治天下，正是“不私一姓”、绝对公共性的体现。因而，作为“为政以德”思想前提的“天命不常”，就不只是基于“天”对于民众的拟人化的呵护情感，更是基于理性的准则，即“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此外，西汉董仲舒继承先秦慎罚、省刑的思想，提出“任德不任刑”“德主刑辅”的治理原则。董仲舒认为，“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可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他将“德”提升至“天道”层面，使“德”具有超越性价值。这里，“为政以德”就不只是周人观念中为能“祈天永命”的、带有功利性特征的统治原则，更是与绝对真理“天道”一致的统治原则，其合法性得以确立。

“为政以德”思想发端于西周早期，经由春秋、战国思想家继承和发展，至汉代逐渐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其后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治理理念中居于核心地位。概括而言，“为政以德”思想的内涵为：一、天命不常，统治者须禀赋德行，修己安人，履行好代“天”牧民的职责，才能长久地保有统治权。二、履行好代“天”牧民的职责，须做到恤民、保民、富民、教民。三、具体而言，统治者须体察民间疾苦；须省刑、慎罚，重视民众的生命健康，对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予以特殊照顾；须劝课农桑、轻徭薄赋、与民同利，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谨防政府从社会中汲取过量的资源，确保民众拥有维持生活和生产的物质保障；还须以身作则，用德、礼引导民众，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帮助他们塑造理想的人格。“为政以德”思想中，理想的统治方式是推己及人和道德垂范，理想的统治效果是天下大同和咸归于正。

>> 在“清风福州”廉政文化示范点——福州市台江区古田会馆，来自街道社区的基层党员在道德讲堂上了解“礼义廉耻”典故。

“为政以德”思想在古代政治中的实践

“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禀赋德行，落实在政治实践中，体现为针对君主的修德、德治教育，官员选拔与管理中的尚德任贤、严以治吏举措。中国古代针对君主修身、为治的教育传统源远流长，早期主要表现为臣下谏言的方式。汉唐时期，出现为君主讲学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宋代制度化，称为经筵，一直沿袭至清代。经筵有常设的讲官和固定的讲期、场所，通过为君主讲读儒家典籍和史书，使其了解、认同和践行“为政以德”思想，实现针对君主的修德、德治教育。针对官员的修德、德治要求，在政治实践中主要落实为选任官员秉持尚德任贤原则以及制度化的监察、考核、奖惩等。

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因而选任官员必须秉持尚德任贤原则。官员管理方面，有监察制度，实现权力制约和制衡，防止官员滥用权力，贪墨枉法；有定期考课制度，历代考课大致分为道德考课和能力考课两种，考察官员的品行和治绩；有奖惩制度，根据考课结果实施奖励和惩罚。上述制度都旨在确保统治者自身勤廉正直、奉公守法，做到恤民、富民和教民。

“为政以德”要求富民、教民，落实在政治实践中，主要体现为统治者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使民以时、轻徭薄赋，不过度索取社会资源，并用德、礼教化百姓。促进农业生产方面，古代的统治者通常会颁布劝农诏令，反复申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劝说百姓勤于耕作。而对于能够促进任地农业发展、人口增殖的地方官员，朝廷也会予以奖励。此外，统治者还通过浚修河道、修筑海塘、淤田、圩田等水利工程，保障农业生产。劝课农桑和轻徭薄赋是厚民、富民的一体两面。朝代建立之初，统治者往往能施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如西汉有鉴于秦亡，田租施行“十五而税一”或“三十而税一”，相比秦“收泰半之赋”要轻，徭役征发也较少，有意识地节约民力。唐代初年租调也比隋朝的法定数额轻，允许“以庸代役”，为农民保留了相对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

除兴修水利、鼓励生产来厚民、富民，统治者还通过一定程度的摧抑兼并，即抑制豪强地主和商人资本侵夺贫弱者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的行为，来调节社会的贫富悬殊，稳定社会秩序，保障贫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统治者摧抑兼并的具体举措主要有：国家法令规定私人占田数量的上限；清查豪强占有的田地数量，占田多者课以重税；国家对盐、铁、矿藏等重要资源施行垄断，防止兼并势力借此壮大；用国家借贷来取代私人借贷等。在厚民、富民的基础上，统治者还注重导民以德，主要通过兴办或利用社会上的教育机构，树立社会中的道德榜样，编纂通俗的道德类读物和艺术作品等方式，实施社会教化，力图养成文明的社会风尚。

总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通过一些制度性的政治实践，来贯彻“为政以德”的思想。

“为政以德”思想的现代转化

近代以来，“为政以德”思想中执政者须禀德自律、施政当以民为本等内涵不断凸显，并在扬弃中逐步实现现代化转型。中国古代贤能的统治者们已深刻认识到，官德影响民风是否淳朴，关乎国家治乱安危。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重要工作，一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原则。1949年，在党即将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之时，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于未来的警醒和忠告。

2018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守公德，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廉洁自律，严以用权。这是在继承古代“为政以德”思想的基础上，对于官德之“德”的具体内涵作出的符合党性原则和时代价值的新阐释。

德不可空谈。中国共产党主张党风、政德建设必须落在实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突出政治标准选贤任能，加强政治巡视，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使得“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在“为政以德”思想中，以民为本是核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建立在代“天”牧民的统治观念之上，基于宗法等级秩序下家长式的职责与情感，主要着眼于实现一家一姓的长久统治。而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则建立在近代以来的民主观念，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上，基于服务于人民的使命，着眼于实现人民的幸福安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二者的思想背景不同，但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视是相通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古代“为政以德”思想作出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继承和发扬古代“为政以德”思想中要求执政者禀德自律的传统，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注重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同时，对于传统官德中“德”的内涵，作出符合党性原则和时代价值的新阐释。继承和发扬古代“为政以德”思想中注重民生保障、改善的传统，将传统的民本思想转化为现代民主思想，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至上”的立场，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多途径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来源：《旗帜》2023年第2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 编辑：刘琼   送签：刘琼   签发：钟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