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两者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而两者的矛盾运动也推动着社会的持续进步。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围绕效率与公平有过各有侧重、差异化的实践与调适。新时期立足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必须转变思路、创新机制，探索出效率与公平统筹兼顾的本土化发展道路。

准确把握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

效率通常是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关注如何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经济结构以“做大蛋糕”。而公平则是人们对社会分配状况的价值判断，包括规则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等维度，关注如何“分好蛋糕”。

效率与公平处于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从对立的角度看，过于强调公平会侵蚀个体的激励机制，损害社会效率，而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则会加剧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但就统一的角度而言，效率是实现公平的重要基础，公平则是提升效率的有力支撑。离开效率只能空谈公平，因为蓬勃发展的物质财富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做大经济总盘子为改善民生提供了可持续的保障。与此同时，对公平的重视能够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从长远来看为增进效率提供了稳定的发展预期。

此外，效率与公平具有高度的情境性，于不同发展阶段、政治体制、国民价值体系中有所差别。在我国，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集体主义的国民价值观，决定了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必须统筹兼顾、有机结合。

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围绕效率与公平问题经历了阶段性的实践形态，并根据特定发展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重点任务进行了动态调适。

新中国成立初期侧重“公平优先”，通过单位制、户籍制度与统购统销制度构建起“城乡二元”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在快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局面的同时，也导致经济活动低效率、民众生产积极性受压制。此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城乡分割格局也制约了农业的发展空间、限制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2月22日，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鹿马登乡亚坪村村民在广场表演傈僳族舞蹈。近年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实施乡村振兴“百千万”示范工程，打造宜居宜业村庄，在青山绿水间建好乡村，留住乡愁。

改革开放以来，践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方面，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主张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这一系列举措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但也出现了阶层流动固化、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等问题。

面对日益凸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更有效率、更加公平”这一原则，党和国家持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筹发力。而今，我国在探索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上取得显著成效，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新时期统筹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探索路径

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证明，经济增长并不会产生涓滴效应以自发消除分配不均与贫困问题。反之，高度不平等还会损害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减贫效果。新时期对效率与公平的统筹兼顾提出了更高起点、更高水平的要求。这意味着不能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视为不可兼得的零和博弈，不能进行先发展后分配的阶段划分，而要在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引下，通过理念、内涵、制度与方式创新寻求两者统筹兼顾、双向赋能。

在理念上，要强化包容性增长的发展理念，在可持续发展中追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其关键在于突破制度障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例如，健全产权制度，让劳动、管理、知识、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权益得以保障，都能按贡献分享增长成果；推动要素市场化，提高要素在城乡间和跨区域的配置效率；改善营商环境，尽可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企业经营提供便利与支持，等等。深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不仅是推动更有效率、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本身也具有客观的公平性。营造规则化、有序化、公平竞争的市场运行环境，意味着最大限度约束行政权力、不法经营者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和干扰，是实现机会平等的前提保障。

在领域上，要区分经济领域与社会保障领域。在保障经济领域市场作用的同时，着力构建消除权利贫困与社会排斥的社会保障领域，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共参与大众化。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需求是多层次、多元化的，首先应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体系，着力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配置不平衡；其次应提升公共参与大众化水平。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惠民服务等领域经常出现项目供给与民众需求错配的现象，不仅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还可能引发非预期的社会矛盾。在政策制定和基层治理过程中，不断畅通渠道、有序开展大众参与和民主协商，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给的精准度、提升民众的福利感和政治获得感。

在制度上，要整合多方力量，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从宏观层面看，初次分配是市场主体遵循市场运行规则，以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再分配由公权力主导，利用税收、转移支付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调节收入差距；第三次分配则需要开发社会化力量，以志愿服务、慈善捐赠等方式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可见，三次分配所搭建的分配体系形成了主体多元、功能互补的分配格局。随着市场的完善和公益福利事业的发展，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始显现其社会责任感与公益价值。为扩大第三次分配的规模，未来应增强其主体规范性、加大政策激励力度，并积极构建信息交流、资源对接等基础设施。

在方式上，要引入多元机制，探索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公共产品可划分为生产和提供两个环节，促使行政部门从“划桨者”转变为“掌舵人”，引入市场、社会多元机制合作参与生产过程。近些年，各地都在积极探索相关的创新形式，例如服务外包、特许权经营和PPP等投资模式。多元合作生产显著提高了行政部门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让民众享受到更为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也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为持续推动公共服务的高质量供给，我们应该继续开放更广阔的合作空间、探索更多元的合作形式，并积极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监管的制度体系。

（来源：《旗帜》2023年第3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厦门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

( 编辑：孙丽   送签：孙丽   签发：钟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