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唯贤的历史渊源与现代传承

“任人唯贤”典出于《尚书·咸有一德》，其原文为“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也就是说，任用官吏当选贤才，任用大臣当选忠良。选贤、用贤，是中国古代政治所推崇的基本原则。历代王朝都重视优秀官员的选拔，通过荐举、考核等一系列的程序，所选用的不少官员尽心竭节、参谋帷幄、嫉恶好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干部的选拔，在选人用人方面，既突出政治、以德为先，树立了正确的用人导向；又讲明原则、注重实效，走出了一条唯才是举、唯贤是用的干部任用之路。

任人唯贤的思想溯源与内涵

任人唯贤思想历史渊源久远。在上古时代，尧舜之间传贤而不传子，将公职开放于庶民大众，成为以公代私、服务大众的伟大典范。先秦时代，诸子百家都相应地提出了以品德、才能作为选官标准的各种理论，如儒家所提出的“选贤举能”、墨家所提出的“尚贤”、法家所提出的“公举”，此后历代所发展建立的察举制、科举制，都是这一思想传统的具体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选贤纳才方面提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君王在国家的治理过程中任用正直的贤士，民众才会信服，相反，君王任用不肖之人，则民怨积聚、民心疏散。孟子继承了孔子“举用贤才”的思想，主张君王治理朝政，要“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君王身边若有智慧的贤者，社稷有所托，人民有所庇，国家的兴盛繁荣指日可待。君王身边若无贤能之人，社稷无所恃，人民无所依，国家则面临灭亡之危险。

汉代贾谊在举纳贤士方面，提出了“君明、吏贤、民治”的思想，他认为“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君明而吏贤，吏贤而民治矣”。任人唯贤关系到国之安邦、民之安居。《旧唐书·食货志上》中提到：“设官分职，选贤任能，得其人则有益于国家，非其才则贻患于黎庶，此以不可不知也。”君王在设立官职和分派职责时，选用贤德与才能并举之人，才会对国家有利；相反君王疏离贤士，民怨载道，则罹祸国家。

宋代朱熹强调，贤者治国是使君主圣明、国家兴旺之良方。他指出，“贤者，有德者，使之在位，则是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职，则足以修政而立事”。朱熹认为，贤人在朝，君主身修心正，社会和谐稳定；能者在位，政通人和，国治邦安。

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治国安邦理念，他们大都提倡加强君臣自身修养，倡导任贤选能，并把圣君贤臣看成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

>> 江西省遂川县禾源镇彭志强收藏保管的四份清代科举考试卷。

中国历史上任人唯贤的实践与选拔标准

“任人唯贤，选贤与能”是中国古代吏治的精髓。历代王朝均通过一系列的选拔制度为国家招揽贤能之士。春秋战国以前，官员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秦统一前后，“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英勇胜敌、军功显赫是秦朝选纳官吏的主要依据。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朝的基础上，创建了一整套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制是一种由下向上推举贤才的制度，以“乡举里选”为官吏选拔依据，注重乡里舆论对贤士德才评判的权威性。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形成了一整套以重视德行为内在根本、以举孝廉为实现形式的人才选拔制度。在孝廉制的激励下，读书人矜名节、重德行，社会风气得以良好发展，“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与察举制不同，汉代征辟制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征聘与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选拔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高级官员任用官吏采取辟除的方式，“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故时人犹以召为荣焉”。

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举里选”的选拔方式难以为继。三国时曹魏御史大夫陈群制定了“九品中正制”，推选各州、郡的“中正官”负责考察本地士人，按其德才声望评定九个等级，吏部按品级授官。到魏晋之交，大小中正官均被各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背离了当初“不计门第”的原则。九品中正制逐渐演变成保护士族政治特权的选拔制度。

隋唐时期，君主为革新政治、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开始用公开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吏，量才录用，科举取士逐渐形成。唐代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类，应试者考试内容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剥夺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削弱了豪强士族的势力，扩大了人才选拔基础。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吏的文化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推动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发展。

宋代的科举制在形式和内容上较以往都进行了重大的改变，不仅放宽了录取的范围，实行了弥封、誊录等减少徇私舞弊的严格措施，还加强了科举考试中策论的地位和重要性。改革后的科举制度为历代王朝所沿用，到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专重“四书”“五经”，以八股文取士，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

历代君王选任贤人注重德才兼备，以德为主。《抱朴子·循本》云：“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贤能之人是高尚品德与良好学术修养的化身。崇高的品德是贤士安身立命之根本，是他们为人处世的先行标准，也是成为治国能人的重要条件。《说苑》记载，晋文公在奖赏官员时，把德行摆在首位，而将勇力置于其后。文公认为：“耽我以道，说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上赏。防我以礼，谏我以义，使不得为非者，吾以为次赏。”在晋文公看来，贤能之人能昭明人道、教人以德，理应受到国家最高的奖赏。晋文公崇德尚行的奖赏制度，招揽了一批身修、心正、才高的贤能之士，国家得以善治。唐太宗认为，用人“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他指出正心修性，才能远离偷合苟容、曲意逢迎；崇德修身，方可避免贪恋禄位、不务公事。唐代采用德行、才用、劳绩“三实”的办法来考核当朝官员，首先考察的是官员的德行，其次是才能和政绩。高尚品德是贤能之士发挥治国才能的根本前提，才能和政绩的施展正是崇高品德的践行路径。清朝在选纳贤士时，同样将德行放于重要的位置。康熙曾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修身养德为先，学识才能为要，贤能之人把治国的精义内化于实践行动中，践道而行，鞠躬尽瘁，真正做到治国兴邦。如果选拔的官员心怀不轨、嫉贤妒能，不从内心涵养忧患国家、体贴人民的情怀，则不能从根本上施行治国兴邦的有力之举。

>> 2022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举行“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系列中外记者见面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代表围绕“做人民公仆 为人民服务 让人民满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中国共产党与任人唯贤思想的现代传承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任人唯贤是中国共产党选拔、培养、使用和管理干部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和执行的组织纪律。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锻造了一支政治坚定、才能卓越的干部队伍。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干部德与才之间的关系，他提出，“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同时强调党员干部应精通自己所属范围内的专业技术知识，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群众带头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不仅提出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工作基本方针，也阐明了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等优秀干部的具体要求。同时，“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被写入党章，为任人唯贤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在党章中增加“党的干部”一章，明确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200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2014年修订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都明确规定任人唯贤是选任党政干部的原则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选人用人新理念新要求，明确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既是新时代党管干部的根本指针和行动指南，也是新时代传承任人唯贤的正确导向和根本遵循。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强调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改革选人用人机制，着力破解干部选任“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的“四唯”问题。各地各部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打破论资排辈，既大力培养选拔那些看得准、有潜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又把符合条件、年龄比较大的优秀干部及时选好用活，不搞硬性配备、不搞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干部队伍的整体功能得到提高。同时，不断完善能上能下的制度。一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调整出领导岗位，一批年富力强、充满干劲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彰显了“有为者有位、无为者失位”的鲜明导向，推动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从政环境。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科学使用干部。党员干部要时刻以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要求自己，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要有政治定力，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要有坚持原则、认真负责的奉献精神，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永葆党员干部的纯洁公仆本色。

（来源：《旗帜》2023年第3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 编辑：刘琼   送签：刘琼   签发：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