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思想的历史渊源与现代传承

中华民族历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天人合一”思想将人与万物视为有机不可分割的整体，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基本朴素认识，反映了在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条件下，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同自然生态环境相依共存、相融互促的辩证统一关系，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智慧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人合一”思想的历史渊源

“天人合一”思想历史渊源悠久。早在先秦时期，随着中原地区农耕文明的发展，中国古代先民在劳动生产实践中，通过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初步认识到人类农业经济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具有极强的“依赖”关系，由此也逐步形成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必须尊重、顺应自然规律等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儒家以及杂家等对上述问题都有过较为朴素的论证，成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滥觞。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最先对“天人合一”的观念进行了阐释，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天、地、人三者密不可分，人要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发展，达致“物我为一”的最佳状态，就必须遵循客观自然规律。道家的另一大代表人物庄子则从“物无贵贱”“万物一体”的视角，指出人与自然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主张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应顺天行、循天理、合天德，按照自然法则的基本规律办事。儒家同样主张人与自然彼此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反对将二者割裂对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中把对人的道德关怀——“仁爱”倾注于自然之中，强调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应按照“天行有常”的自然客观规律，“制天命而用之”，即根据具体情况，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论语·述而》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建议梁惠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强调“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都表达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应遵循时令、用物有度，不违反自然规律等朴素思想。

为帮助秦王室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王朝，吕不韦及其门客在充分吸收道、儒两家学说的基础上，取法两家之长而弃其短，进一步融合并发展了“天人合一”思想。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总体原则上，《吕氏春秋》以道家学说为底色，提出“因性任物而莫不当宜”等见解，认为世间万物各有其本性，人类在“任用万物”时必须“法天地”，因循万物的内在规律，才能导向“天人和谐”的理想状态。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吕氏春秋》继承了儒家“取之以度，用之以时”的用物原则，强调“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指出经济社会发展要将眼光放长远，不能只顾眼前利益。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洋州街道何家村的油菜花海。汉中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地，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赏花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西汉时期，董仲舒在吸收春秋战国时期各派观点后，提出“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等观念，认为自然万物规律虽有其“不可违性”，但人和自然具有同样的“形体结构”。人类在利用改造自然环境时，应“法天道”“顺天命”，通过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了解并掌握万物的运行法则，以使自身的行为处事方式符合“自然之道”，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合而为一”。

宋代理学代表人物张载等人在吸收唐代“众生平等”观念的基础上，沿着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路径，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人类社会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时，应尊重自然、善待自然。

时至明清，王阳明进一步明确了“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清代理学大家孙奇逢也有“天人一体”等见解，可见“天人合一”思想早已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影响深远悠久，成为中国古代先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规范和指导性思想。

中国历史上“天人合一”思想的政治实践

随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逐步发展与成熟，历代先贤和统治者根据“天人合一”思想中用物以时、节用有度等原则和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社会实际情况，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天人合一”思想也长期贯穿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中。

据《逸周书·大聚解》记载，早在夏朝建立前后，为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农业资源，大禹发布了“禹之禁”，要求“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对顺应自然规律作出了严格规定。西周时期，周王室严厉禁止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开发和利用，著名的《伐崇令》有“毋杀人、无坏室、无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等条文。春秋战国时代，管仲辅助齐桓公，在发展国家经济、富国强兵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等可持续发展战略。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事皆决于法”。依照“以时禁发”等观念主张，《秦律》制定了严厉的法律措施，保障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就严格规定，春季万物生长时节，不能随意砍伐山林木材，捕杀幼兽鸟卵，影响动植物的繁衍生息，破坏自然发展规律。

西汉时期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二年律令·田律》明确提出：“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进壅堤水泉，燔草为灰，取产麛鷇；毋杀其绳重者，毋毒鱼”，与《秦律》条文几乎如出一辙。王莽执政期间，《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更为详细地规定，应采取“养用结合”原则，严格依照动植物的生长“时令周期”，从事农业生产生活，以达到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融合协调。唐宋以后，政府法令进一步注重对自然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如《旧唐书》 《新唐书》中多次有春季时节，唐高宗、唐玄宗下诏保护林木、鱼、兽生长的记录。又如《宋大诏令集》记载了宋太祖为保护“鸟兽虫鱼”繁衍，下令春二月期间，禁止携猎器出城，不准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禁止弹射飞鸟等。明清时期，由于人口与土地矛盾日益尖锐，统治者在延续“以时禁发”“屠钓之禁”等政策法令的同时，还强调必须因地制宜、合理有效地利用土地、矿产以及动植物资源，反对“暴殄天物”和掠夺性开发。

除制定出台相应法律政策外，中国古代统治者还设置了专门的官职和机构，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三虞”“三衡”之官，他们根据国家政策法令，“辨其时禁”，管理“山林川泽”，教导民众合理开发并保护自然资源。秦汉时期，九卿中有大司农、少府等官职，下辖苑官、林官、湖官、陂官等，掌管农林水利生产以及土地等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三国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争不断，但大多政权都继承了先秦时期的虞衡制度，设有虞曹郎中、虞曹尚书等官职，并赋予其管理自然生态资源等权力。唐宋以后，六部制下，工部设有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等，继续根据“以时禁发”等法令原则，管理“弋猎采捕”等事务。明清以降，工部同样设有虞衡清吏司、都水清吏司和屯田清吏司等，专司山林、川泽、猎捕、陂池等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可见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政治实践，非一纸具文，而是有专门组织机构和人员予以落实和保障。

中国共产党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传承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有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理想，致力于探寻一条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化新路。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就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拉开了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序幕。1972年，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始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改革开放后，随着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成立了国家环境保护局等行政职能部门，确立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国策。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中国政府作出了履行该议程的庄严承诺，提出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长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和方略。进入21世纪，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得到党中央的进一步重视，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将“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党章，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

当前，以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为突出代表的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正对人类文明发展造成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总结人类社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提出“我们要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要把生态环境视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坚持绿色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动地阐释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破解了保护环境资源与实现经济增长的难题，蕴含着丰富的东方传统生态文化智慧，既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传承和发扬，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为应对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建设美丽地球家园，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来源：《旗帜》2023年第5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 编辑：孙丽   送签：孙丽   签发：钟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