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信修睦”思想的历史渊源与现代传承

“讲信修睦”出自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的《礼记·礼运》，原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意即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为世人所共有，选举品德高尚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治理国家，人与人之间讲究信用，和睦相处。“讲信修睦”是对全社会普遍适用的基本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与和谐社会的期许与向往。中国人自古以信为本、以诚相待、以和为贵，对内对外讲求诚信、崇尚和睦。“讲信修睦”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特质和智慧结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

“讲信修睦”思想的历史渊源

“信”“睦”二字历史悠久。西周金文中即已出现“信”“睦”二字。《说文解字》释义，“信，诚也”，“睦，目顺也”。后来，“信”，本义指所言真实，引申为诚实不欺、信用可靠；“睦”，本义是目光亲和友善，引申为人民、家国间和好、亲近。“讲信修睦”包含了“诚信”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概括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精神信仰。

“信”自上古时代即成为社会公认的为人、处世、治国原则，最早多指祭祀上天和祖先时所言虔诚不欺，如《尚书·汤誓》中记载商汤讨伐夏桀时誓言说，“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尚书·康王之诰》中赞扬周文、武二王“信用昭明于天下”。儒家高度重视“信”。据学者统计，《论语》中提及“信”字就有38次之多，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等，皆强调了讲求信用是为人之本、处世之方、立国之基。诸子亦推崇“信”的美德。墨子提出“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韩非子认为“小信诚则大信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都强调了“信”在日常生活、家国治理中的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也非常重视“睦”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左传·成公十六年》将国家有效治理之情况表述为“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管子·五辅》将社会伦理要义之一描述为“和协辑睦，以备寇戎”，《礼记·礼运》将天下和谐有序的情境描述为“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中国历史上“讲信修睦”思想的实践

“讲信修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准则，在历史发展中延续、传承，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基因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非常注重以诚信、和合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数千年来始终将“讲信修睦”“与人为善”当作一条重要原则，守诚信、尚和合。

自古以来，诚信始终是景行行止的道德品质，是安身立命的道德标尺。战国时期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世传颂。商鞅想要推行新法令，担心百姓不相信新法效力，于是守诺重赏将城墙南门的三尺长木搬至北门之人，最终赢得民众信任，颁布了新法令。著名的“柯邑之盟”也是重诚信的典范。齐桓公与鲁国在柯邑（齐国境内）会盟，曹沫手持匕首挟持齐桓公并要求齐国退还所侵占鲁国国土。齐桓公不得已应之。齐桓公被释放后想要弃约，管仲则认为国君的信用是最重要的，因此劝服齐桓公遵守诺言。诸侯闻之，皆信齐而附焉，齐桓公的威信得到了其他诸侯国的认可。汉代季布以信守诺言、讲信用而著称，《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载，当时楚地有“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说法。东汉官员郭伋视察途经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时，遇到儿童骑竹马在城外相迎并询问其归期、约定再会，而郭伋的实际返回日期提前，便在野外留宿以遵照原定相见时间，信守与孩童们的诺言。唐太宗为整顿吏治，秘密派遣亲信试探官员，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唐太宗知错即改，并表示即便严于执法，也不能不顾诚信。

在对外关系方面，我们自古便崇尚以宽和之心，修诚信之道，行和睦之事。西汉使者张骞从长安向西，完成“凿空之旅”，开辟丝绸之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骞为人疆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其中“疆”通“强”，即指张骞为人坚强有力量，心胸宽大，诚实可信，蛮夷之人都敬爱他。同时，张骞建议汉武帝用“以义属之”的外交思想推动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友好交往。“然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唐代治理者坚持“以信臣驭边”，制定律令以立信，和亲结盟以示信，推进多民族融合，维护边疆稳定。唐代政治家杜佑便上疏建议唐宪宗“今戎丑方强，边备未实，诚宜慎择良将，诫之完葺，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明朝建国伊始便贯彻睦邻政策，与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建立睦邻邦交，开列“不征之国”名单，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并在外交中秉持“固宜不与之较”的立场，不干涉邻国内政。明朝永乐三年，郑和率领船队扬帆远航，拉开七下西洋的帷幕，致力于和平、亲善和友好往来，促进了各国文明的交汇与互动。

>> 四川省松潘县上寨乡藏民收藏的红军留下的木牌借条。

中国共产党对“讲信修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讲信修睦”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在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讲信修睦”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内取信于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与和睦友善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相互支撑，对外言必信、行必果，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保证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行军所需粮食供给，中央苏区印发借谷证，向群众借用谷物，承诺一定会如数奉还。苏区群众相信中国共产党，向红军借出100余万石粮食，为红军战略转移提供了坚实的保证。偿还兑现工作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持证群众陆续得到了超出借谷数额甚至是十倍以上的偿还或现金兑换，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严于律己、取信于民的优良品质。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摆脱贫困，是中国共产党人庄严的承诺和担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进入21世纪，两个为期十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让民众“真真切切地分享发展果实”，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变初心和使命担当。

>> 2016年12月30日，我国出台首个个人诚信体系建设文件《 关于加强个 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诚信建设摆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2002年，党的十六大强调诚信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作用；2003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诚信确立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任务之一，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2004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诚信建设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诚信建设，加快推进信用立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推进。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提高国家治理程度，培育“讲信修睦”的共同体社会，增进民生福祉，促进有效治理与诚信友爱的共同体社会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22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

“讲信修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真诚坚定的和平信念。1956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此后中国同多个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毛里塔尼亚友谊港等项目均惠及周边千万人口。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通过“一带一路”的合作，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有了高速公路，中方援建的斯里兰卡水厂使当地居民喝上了清洁健康的饮用水，中马友谊大桥帮助马尔代夫人民实现了拥有跨海大桥的夙愿，中欧班列对于推动全球贸易、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大旗，为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参与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巴以问题等国际热点问题的斡旋谈判，促成沙特、伊朗和谈，在乌克兰危机中坚持劝和促谈，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推动区域发展繁荣，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推动金砖国家合作，与东盟10国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树立了区域合作的成功典范。中国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重视与各国友谊团结和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助力南南合作，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举办亚洲博鳌论坛等，积极参与安全反恐等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讲信修睦”意味着践信守诺、知行合一。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中国展现了大国担当。在全球抗疫合作中，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采取一系列扎实行动，落实庄严的抗疫承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作为能源生产与消费大国，采取了发展清洁能源、大力推行节能减排等举措，积极推动全面落实《巴黎协定》，确立“双碳”目标，兑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承诺。

（来源：《旗帜》2023年第8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 编辑：王馨悦   送签：王馨悦   签发：钟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