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文本现场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毛泽东是思想家，亦是文章大家。其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融会贯通起来，既高远又务实，落实到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启发人心，开一代风气；其文章，有浩气、有骨气、接地气，贯穿哲学气，飘洒人间烟火气，一支笔摇曳出多姿多彩的传世篇章。毛泽东的著述文章，蕴藏着历史的风云，记载着革命的潮流，展示着思想的光芒，可以照亮前行的道路。阅读毛泽东的经典论著，需要很多历史背景知识乃至史料学、文献学方面的学问。如果只知道毛泽东“这样说”，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不知道哪些是原创、哪些是发挥、哪些是借用，不知道哪些是“经”、哪些是“权”，如此这般，人们对毛著经典的认识也就是个“大概”。因此，挖掘和阐释毛泽东著作的写作背景，弄清楚他为什么这样说，说了以后别人是怎样体会和理解的，阐释其文本的历史与政治意涵，揭示并释放文本的理论价值，就显得格外重要。

《毛泽东文谭》的写作初衷便由此而来：书写毛泽东文章写作史、传播史和接受史上的故事，尽力“破译”毛泽东的“文本密码”，期望能够明晰毛泽东“胸中明月”和他的“实践天地”之间的连接通道。本书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思想的六大组成部分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方面的论断，分为九大专题。每个专题选择数篇代表性的文章进行解读，在文章的源头、内部、缝隙里搜寻前尘往迹，对那些关键概念进行词源学渊源的考证，在字里行间阐释文本上没有显示的内容，挖掘文章中包含的世界观、方法论，力图展示毛泽东思想的立体面貌。

——聚焦毛泽东经典论著的写作史。毛泽东的文章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不是为写作而写作，而是摸着时代脉搏写作的，是为回答和解决时代问题写作的。比如古田会议决议，是一篇中国共产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奠基文章，是在红四军内部发生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大争论背景下出现的。这场风波，一度导致毛泽东“下岗”。经过“阵痛”之后，“朱毛”思想统一，携手建军，开创出党和军队建设的崭新局面，“朱毛”也成为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标志性形象。还原古田会议前“朱毛”为党相争的历史现场，我们不仅可以体悟真理之来之不易，也看到“朱毛”等革命者争相为党的光明磊落和高尚情操。再比如《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全面抗战进行到第10个月的时候写作的。当时，全社会流行“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论调，蒋介石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战略策略，铁蹄之下恐慌的人们甚至用《推背图》和《烧饼歌》对中国的命运进行预测。毛泽东在西北高原的窑洞里推出了石破天惊的“抗战预言”——它超前于战争进程，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外御强敌的胜战之道。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历史完全应验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预测。毛泽东的文章是时代镌刻在大地上的印痕，既反映了那个时代，又影响了那个时代，从而高于那个时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又经过时代变迁的检验，成为时读时新的经典文本。本书旨在研究毛泽东著作的写作史，寻找和展示著作“发生地”的故事，“考古”“发现”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生动活泼的语境，展现出毛泽东的文章“初心”和思想脉络。

——探讨毛泽东经典论著的传播史。一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只有得到传播，与广大人群发生关系并使读者受到启发，才能产生影响。毛泽东的文章写出来后是如何传播的？这是本书研究和书写的一个重点。比如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于1925年夏秋，首刊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编印的《革命》第4期，后来又刊登在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和同年3月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同时还在广东汕头出版了单行本。它的传播，使共产党人掌握了阶级分析的理论武器。毛泽东在陕北山沟的窑洞里创造了“纸老虎”一词，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在媒介尚不发达的时代，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如何传播出去？毛泽东采取了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答记者问这种形式。这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这篇谈话发表在美国《美亚》杂志1947年4月号上后，中共在香港的《群众》杂志立即转载。由于选择了一个恰当的传播方式，毛泽东的“纸老虎”之说，迅速为人们所认可，在全世界广泛流传，不能不说是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国民党统治的很长时间里，在沦陷区，毛泽东的著作被列为“禁书”而禁止传播，有的著作不得不印刷成“伪装本——封面印上武侠小说或佛经的名字，里面装的是毛泽东的文章，从而瞒天过海、跨域传播。这种独特的传播方式，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艰难，也为毛泽东著作传播史增加了几分传奇色彩。这本书研究和书写了毛泽东经典论著在流传过程中“层累地造成”的故事，索隐发微，足见毛泽东著作特有的阐释空间和巨大的理论魅力。

——回顾毛泽东经典论著的接受史。一部作品，写出来，是第一步；传播出去，是第二步；被人接受，入耳入脑入心，是最重要的第三步。研究毛泽东文章的接受史可以发现，毛泽东的许多文章，在一开始并不被人们所接受，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就不喜欢。1939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批评为“枪杆子主义”；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主张“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毛泽东写出《新民主主义论》，王明仍然不喜欢，还写诗讽刺。当人们还在时代迷雾中迷茫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拨云见日，高瞻远瞩。毛泽东的许多文章是人们在经历挫折后才接受的，在接受后运用于指导实践，从而取得巨大成功，进一步坚定了对毛泽东的信任和信赖，在党的历史上甚至还出现了“逢毛必胜，有毛则灵”的说法。回顾毛泽东著作的接受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经典论著走进越来越多的人心里，中国共产党就赢得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国革命的成功史，与毛泽东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著的接受史，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著作具有文学性，风神秀健、笔力飞动，这是他文章生动活泼、吸引读者的一个“秘诀”。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也尝试采用了文学化的表达，通过搜集毛泽东的文章故事，还原情节细节，展示毛泽东文章的文景与文脉，消减理论阅读的枯燥感。

摒弃杂质，水澄珠莹，秘密呈现。返回毛泽东的文本现场，感悟毛泽东著作的思想伟力，或许就是再读毛泽东的原本追求。

（来源：《旗帜》2023年第11期；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 编辑：孙丽   送签：孙丽   签发：钟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