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和大力弘扬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突出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底色之一，体现了中华民族历来崇尚“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优良传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也是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必然要求。

2023年11月12日，浙江师范大学外国留学生组团来到金华市婺城区安地镇岩头村，沉浸式体验扎染技艺。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这种精神品格不仅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还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血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时代发展潮流和国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时代变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贯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1955年4月于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面对部分与会代表对新中国内政外交的质疑，周恩来同志明确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提出愿意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开展团结合作。中国的真诚态度不但有力维系了亚非会议的团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重要论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问题，坚定维护和实践多边主义，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致力于通过中国自身的改革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树立起了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共同繁荣的主要力量的国家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历史主动，全方位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前途所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文明理想与方向，为人类实现永久和平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中华民族历来主张人类文明互鉴融通，坚持“国强尚和”的政治主张，坚决不搞“国强必霸”。中国古人认为，开放交流才能发展进步、充满活力，中华文明对待其他文明，始终坚持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方式与之展开对话，吸收并借鉴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谋求共同发展，并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

早在中华文明起源时期，我国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利于人口聚集，逐渐形成了整体互补、相对自足的地理格局，使得中华文明在处理与周边人群以及邻国关系时，少有使用武力抢夺的行为，而多是以和平的方式开展交流互动，即“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华文明追求的是“亲仁善邻”“以德为邻”“万国咸宁”的“天下大同”理念，与西方文化强调的“文明竞争”和“文化霸权”观念截然不同。

西汉时期，张骞的“凿空”之旅，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的开通，推动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的价值理念，还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明尊重包容、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

唐朝时期，是国际交往与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当时，与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达70余个。唐朝还与邻国签订了友好条约，为国际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唐朝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措施友善对待来自外国的使节、商客，并且用自己丰富灿烂的文化吸引着周围其他各邦学习模仿。大食、波斯等国的使者，带来了各自国家的文化、技术和商品，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促进了艺术、宗教和科学的发展。外国使节的到访，让唐朝成为国际上备受瞩目的国家。

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中西贸易流通和文化交流。据现存史料记载，郑和船队先后到达亚洲、非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一些欧洲国家大航海后就开启殖民扩张以及对外战争不同，郑和船队并未倚仗军队进行军事占领和不平等贸易，而是秉持平等和平的方针，与不同国家开展平等交流和对话，打通了中国和外国之间的海上贸易通道，以和平、自愿、双赢的方式推动了不同区域间物质和文化的互联互通，促成了各自文明的繁荣发展。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正是在与外部文明的对话交流中，通过不断汲取有益文明成果，使自身持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对待其他文明，始终秉持和平包容的态度，而不是排斥、对抗、征服，并通过积极的对话交流汲取不同文明所长。这种“和”的智慧让中华文明能够绵延发展、不断壮大。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

“从古知兵非好战。”中华民族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历来重视和平交往与合作，明确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倡导“兼爱非攻”“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外交理念，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相处之道，坚决反对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强加于人。

较之西方帝国主义武力扩张、野蛮威胁、暴力掠夺等殖民手段，中华文明对与己相异的“他者”采取的不是“武力征服”“强权同化”，而是以德感之、以礼齐之、以道化之，从而达到“四海一家”。

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对长城沿线以及北方游牧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以宽容大度的态度与之和平共处，采取的是积极防御政策。如果对方向慕中国文化，中央王朝竭诚欢迎，且决不以降服者自居，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央王朝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朝贡国关系时，坚持讲信行义、平等待之，使其内心折服、归心向道，实现了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朝贡国间长期密切的和平交往。

中华文明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对强人从己。这是因为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基于“自我中心”和“文明优越”的假想，试图强行把自己的经验模式移植到其他国家，往往带来的不是成功与繁荣，而是“橘逾淮为枳”的悲剧。摒弃自我中心主义，学会换位思考，学会推己及人，反求诸己，正是中华文明从自身历史发展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政治智慧。

2023年10月25日，江苏省张家港市黄泗浦生态公园长江文明数字馆，观众在参观“江海奇幻游——长江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开放式博物馆特展。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早在先秦时期，古哲先贤便就“和”与“同”展开了辩证思考。所谓“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是同质事物的叠加。世间万事万物充满了矛盾性和差异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透过对客观现象的观察，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强调对差异性的理解与包容，懂得“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道理，“和而不同”的理念也由此形成。

春秋时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召开葵丘会盟，提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明确诸侯列国的行为应符合天下共尊之礼仪。其间，齐桓公颁布了5条禁令，要求诸侯共同遵守。这些禁令旨在维护诸侯国之间的和平与秩序，防止内乱和外患。

古代东亚地区存在的“朝贡册封秩序”，是由中国历代中央王朝与周边国家长期外交关系互动形成的。这一秩序并不意味着它对四方八面具有权力，去实施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以及文化渗透。相反，历代中央王朝往往推崇“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一直秉承着对他国施之以礼，不欺压和威胁其生存发展的原则，强调以道德感化外邦。基于此，东亚地区独特的“朝贡册封秩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较长时间的和平稳定发展。

由此可见，“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望，“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的相处之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和平思想等，是中华文明兴盛不衰的“秘诀”之一。“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不是空谈快意，而是抚今追昔的历史沉积，并深刻镌印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中。

“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和平性基因，彰显了中华民族胸怀天下、兼济苍生的精神品格，决定了中国坚定不移走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永远不搞霸权和对抗、永远不搞“党同伐异”小圈子的大国担当和格局。我们要继续深刻把握和大力弘扬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在平等互鉴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多贡献。

（来源：《旗帜》2023年第12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 编辑：王馨悦   送签：王馨悦   签发：钟鸣 )